村庄非农化、社会资本与农民家庭收入

聚焦于社会资本影响农民收入的微观和宏观机制，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数据构建“家庭—村庄”两个层次的交互模型，考察了不同生产情景下社会资本效用的差异性以及村庄非农化过程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微观层面，家庭社会网络规模的扩张能够同时提高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而社会网络结构异质性的提高只有利于非农收入的增长；并且随着村庄非农化程度的提高，社会网络的效应对于农业收入逐步减弱，而对于非农收入的影响则逐步增强。在宏观层面，村庄社会融合程度的提高仅有利于农民农业收入的增长，但随着非农化进程的推进，村庄集体社会资本在农业生产中所凸显的优势将会逐渐削弱。这预示着，中国农村非农经济的迅猛发展正逐步改变乡村社会资本的经济意涵。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路径研究

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提升其幸福感已成为高校学生工作的重点之一。笔者根据对大学生的调查数据,探讨了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心理和行为机制,发现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自尊、线上和线下同伴交往均是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作为心理因素的自尊与作为行为因素的同伴交往,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大学生幸福感之间起到了双重中介作用,并且自尊的中介效应强于同伴交往的中介效应;在同伴交往机制中,线下交往的中介作用要强于线上交往的中介作用。由此来看,提升大学生幸福感可以通过双重路径来实现:一方面,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自我认知理念,提高他们的自尊水平;另一方面,要提升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鼓励学生采用线上、线下方式与同伴积极交往、互动。     

考虑属性关联的两阶段获胜者确定模型

研究了多属性逆向拍卖的获胜者确定问题。考虑属性之间的两两关联，以定义在2-可加模糊测度上的Choquet积分表达拍卖人的偏好，其中模糊测度的值由拍卖人提供的偏好信息推测得出。由于一般情况下与偏好信息一致的模糊测度取值并不唯一，考虑所有一致的评分函数提出了两阶段获胜者确定方法。首先采用线性规划挑选出在任意评分函数下可能获胜的报价，再通过混合整数规划确定一个与所有一致的评分函数的评价结果最为接近的报价排序，以得分最高者为稳健获胜报价。仿真实验表明，大量的报价为不可能获胜报价，说明了在第一阶段进行筛选的必要性。与现有方法的比较表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且在拍卖轮数较大、报价数目较多时，该方法在计算效率上更有优势。     

考虑消费者双重偏好的低碳供应链减排策略研究

为了削弱传统零售商在渠道博弈中的垄断地位，制造商尝试建立在线渠道与零售商展开竞争。本文在考虑消费者低碳偏好的基础上，又将消费者的渠道偏好进行区分，通过不同决策模式的对比及数值算例分析，寻求低碳供应链最优的减排边界。研究表明：1分散决策时，制造商的低碳决策会受消费者渠道偏好的影响；集中决策时，制造商的低碳决策保持不变。2不同决策模式的减排边界由渠道偏好决定，渠道偏好较大时，分散决策的减排边界更高；渠道偏好较低时，集中决策的减排边界更高；渠道偏好中立时，两者的减排边界相同。3制造商可以通过升级低碳技术、实行低碳化管理等方式降低减排成本，同时通过低碳产品认证、广告宣传等方式提高消费者对低碳产品的认可程度。     

基于数量柔性契约的双源应急物资采购定价模型

针对灾害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以及灾害发生后应急物资需求量的爆发式增长，本文设计了一个政府主导的基于数量柔性契约的双源应急物资采购模型。在存在一个现货市场的情况下，政府除了常规采购外，还会与供应方签订一份数量柔性契约，用以建立政企联合储备应急物资的合作关系。通过数理推导，本文发现灾害事件发生概率，政府自身储备量，现货市场采购价格会对双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并给出三个影响因素在满足不同条件时政企双方的最优决策，同时进一步分析了这三个因素对政府采购成本与供应方利润的影响。最后，通过数值模拟的方式对所得结论进行了验证。本文的研究为政府与企业构建联合储备应急物资的合作关系提供了指导与依据。     

“核爆”悲剧的历史书写

阿列克谢耶维奇《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书写了苏联的近代史：从卫国战争、阿富汗战争到切尔诺贝利的“核爆”，不是被他国侵略就是侵略他国，始终处在战祸与灾难中。大江《晚年样式集》书写了日本的近代史：从“二战”侵略他国、乃至招来灭顶之灾广岛和长崎的“原爆”、福岛的“核爆”，从未逃离“核爆”的威胁与恐怖。前者考察了苏联国民从“二战”至今的历史变迁中所经历的深重苦难；后者批判了“天皇制”下日本国民从“二战”至今所经历的灾难史。二者异曲同工地书写了不同国度的国民拥有着相似的历史记忆和悲惨命运，进而警示“核爆”问题已超越其本身，它预示着未来的时代将会走向“核兵器”时代，毁灭全人类。     

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

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可有效保障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捍卫个人权益，促进产业在"安全"中得以"发展"。我国相关立法中规定的企业安全保护义务多为静态性、措施性的管理性义务，不足以防御多变的安全风险；企业安全法规遵从激励机制缺失，合规动力不足；企业信息安全文化的普及力度欠缺。解决以上难题，应基于"法律治理"思维，将"法人治理"定位为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的重心。在制度设计层面，适当借鉴美国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在立法监管与企业自治中的有益经验，以信息安全法律治理的基本原则为指引，充分发挥立法激励作用，鼓励所有企业建立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信息安全"法人治理"结构，对企业董事、高官人员的信息安全义务之履行予以充分重视，增强企业信息安全文化建设，凸显安全文化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