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歌教学中师幼互动效果研究

儿歌学习对于幼儿语言能力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儿歌教学活动中师幼互动效果是决定语言教学活动成功与否的关键。本文以儿童语言能力发展为目标,结合研究者自身在幼儿园上的一节语言活动课为例,运用FIAC互动分析分类体系,立足幼儿语言教学的实践活动,运用观察法、访谈法,为教师更好的组织语言课堂活动,提高幼儿园语言教学活动中的师幼互动质量提供建设性的意见。     

“闷”的发现与排解:冷清之闷与郁热之闷——兼及后五四时期戏剧写作心理动力

鲁迅深刻洞彻现代中国之“闷”并成功找到艺术排解方式,《呐喊·自序》把艺术家心理之消极情绪——“铁屋子”之闷,与中国现代命运起来,找到了一条具有启蒙意义的排解方式;欧阳予倩以“热心”书写潘金莲的冷清之闷,将传统的伦理故事讲述成社会问题,试图通过“女性解放”释放时代之闷;曹禺抱定“悲悯”情怀,用“心灵的艺术”奏响反封建与个性解放的主题,让“郁热”雷雨里疯狂挣扎的人们,归于平静沉着。《潘金莲》的“冷清”与《雷雨》的“郁热”,是鲁迅“铁屋子”之闷在各自时代语境中的“重现”,欧阳予倩和曹禺发扬五四启蒙精神,继续着鲁迅式“呐喊”。     

“双层一核”社区治理结构构建——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

社区治理是以社区为载体,所有社区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社区治理结构体现的是社区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利配置以及相互间的作用关系。文章基于各地有益的实践探索和对社区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理解,初步构建出一个较为可行的各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双层一核”社区治理结构,并进一步阐述了治理结构中各部分间的关系以及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等,使治理结构呈现出较为清晰的轮廓和丰富的内涵。     

“一带一路”战略下外出农民工住房问题研究——基于包容性发展的视角

外出农民工在务工地的居住状况普遍较差,这既不利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也不利于新型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基于各地区当前外出农民工的流动趋势及对农民工住房问题关注的侧重点,以宁波和成都为代表,对其在解决外出农民工住房问题时采取的措施及遇到的问题进行研究。从包容性发展的视角探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对外出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解决带来的优势及新要求。认为在解决外出农民工住房问题时,应在全国范围内通盘考虑、统一调配资源,将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相结合,吸引社会力量形成多方合力,在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同时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及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从田小娥形象看陈忠实对宗族文化总体性的拷问

田小娥是陈忠实构思《白鹿原》首先“跳出”的人物形象。作者一方面同情田小娥“原欲”的抗争性和悲剧性,以“反向写作”回应县志中“贞妇烈女的事迹和名字”;一方面通过鹿三、白嘉轩、高玉凤,实现对田小娥的纵深“否定”。这种矛盾心态与挖掘“民族秘史”的写作目的相互作用,使田小娥形象形成四种基本内涵:被歧视的“工具”（弱女）、大胆追求感性快乐的情感主体（欲女）、具有牺牲精神的复仇女性（仇女）、母性未泯的关怀者（凡女）。田小娥内心渴望被宗族文化认可、接纳,但实际行动与宗族文化渐行渐远,如果以田小娥为观测点,《白鹿原》中诸多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又获得一种生动而深沉的寓意。陈忠实借助这一形象,直面宗族文化,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总体性进行拷问。     

多种话语纠缠的历史重构——巴人长篇小说《莽秀才造反记》的另一种解读

《莽秀才造反记》的故事原型和四次起稿的时间关节,显示出其写作过程与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深刻联系,其中既包含着故事原型所特有的近代文学话语,也体现五四文学话语、左翼文学话语和当代集体主义政治性文学话语。通过多种话语的纠缠,巴人完成了对王锡彤造反事件的历史重构,体现出深刻的历史内涵和复杂的话语形态。《莽秀才造反记》是最能体现中国现代社会和新文学进程的典型文本之一。     

用公平和正义“干净”地缝补历史的缺口——德国电影《缄默的迷宫》文本解读

德国电影《Im Labyrinth des Schweigens 》（2014年,中文译名《缄默的迷宫》）以深刻的历史反思和坚定的历史态度宣告:历史是不会被抹杀的,无论谁,无论以何种方式,都不能掩盖历史的真相;只有那些“干净”的人才能充当历史反思的主体力量,才能彻底从历史的废墟中站起来;反思历史,推进历史审判的标准不应该是一时一地的“现实”,而是公平与正义。审判与刑罚仅仅是途径而不是目的,还原历史真相,牢记历史教训,给受害者、给全世界以公平和正义,才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为此,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所有坚守公平和正义的人,面对诸如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罪恶,都不应该缄默。     

伦理学视阈中的鲁迅现代生命哲学

“贵生”是现代伦理学善待自己的根本原则。鲁迅认同“贵生”的伦理原则,但将个体生命与民族种群及人类整体的发展优化结合起来思考,体现出一种超越的现代理性。一是认同“贵生利己”的价值观,即基于生命质量与民族整体素质关系的考虑,关注人的欲望释放、身心健康与遗传基因对后代的影响,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二是反对违背道德的“伤生害己”,视“舆论强制”和虚伪鼓吹“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三是从有利于更大多数人的利益以及个体生命价值自我实现的目的出发,认同“伤生利人”,主张自我牺牲。鲁迅的生命哲学在顺应“贵生”普遍伦理原则的基础上,极大地延展和深化了它的内在意蕴,给后人以深刻启示。     

“互联网+”背景下中国农村精准扶贫的治理逻辑

“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是农村贫困现代化治理的实践载体之一,通过梳理“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体系的内涵,分析其可行性,阐释互联网+背景下农村精准扶贫的治理应然性,并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建构“互联网+精准扶贫”的新模式。基于此,通过重构贫困区“互联网+农业”格局,“互联网+农业”精准扶贫归入主流扶贫体系,建立信任机制,强化贫困地区“互联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创建多元的增值服务平台等多元化治理路径,以获得“互联网+”背景下中国农村精准扶贫的治理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