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际交往中的民族心理距离及民族团结心理构建——以东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为例

在族际交往中,经济文化交流仅展现交往主体互动的表征,心理感受及其支配的社会行动才是交往主体互动的本质。通过对江浙沪粤4省市19个少数民族的研究发现,民族隔阂、民族歧视、民族文化冲突等现象依然存在,其原因是"内卷化"的交往圈降低了族际交往互动的主动心理,跨文化交流障碍使族际互动双方产生了双向排斥心理,民族形象污名化使族际互动双方构筑了心理防御墙。这种民族心理距离现象不利于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延滞了流入少数民族的社会融入。探索弥合族际交往中的民族心理距离,构建跨民族身份的民族团结心理机制,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一家亲,共筑中华梦"的伟大目标。     

家庭农场施药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以371个粮食类家庭农场为例

本文以371个粮食类家庭农场的施药行为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家庭农场主个体特征、家庭农场资源禀赋、外部生产环境等作为解释变量,利用logistics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家庭农场施药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家庭农场主的年龄、受教育水平、从业经历、从事规模经营年限和家庭农场的是否三品一标认证、种植作物品种以及是否与农业龙头企业有联系、是否获得政府补贴等变量对家庭农场施药行为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家庭农场主的性别、农业技术水平和家庭农场自有劳动力个数、土地经营规模、是否有完整的收支记录、是否示范类家庭农场、是否有注册商标、是否加入农民合作社等变量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基础设施投资是否还能促进经济增长?——基于1994～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1994～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不同增长阶段中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多种检验结果表明,总体上基础设施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倒U型"特征。具体表现为,1994～1999年间,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但较弱的促进作用;2000～2011年间,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2012年以后,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已经不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分地区和分类别的基础设施投资也都体现出这一阶段性特征。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效应的大幅度下降,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形成实际基础设施的能力降低,而且基础设施的直接产出近年来开始下降;二是投资形成固定资本形成的比率显著降低,大量投资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需求;三是基础设施投资主要依靠政府的直接投入或大量补助,对民间投资存在挤出效应,基础设施投资比重较大增加了全社会的资本错配程度。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进一步提升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建议。     

“例外”之幕下的新帝国——《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新读

哈特、奈格里所著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论证了新帝国秩序的生成逻辑,其中有三个不可回避的关节点:一是当代国际法秩序的理性奠定者汉斯·凯尔森,通过理性解构民族国家的主权理论,在主权国家之上建立一个超越各民族国家的国际法秩序,从而形成各个主权国家组成的、具有大同性质的跨国政治有机体;二是由中世纪开始出现的正义战争理论,通过奥古斯丁、阿奎那经院神学家到格劳修斯等新教神学家",正义战争"的概念经过几次嬗变,最终通过几次大型战争创造出符合新国际法秩序的唯一正义;三是借助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本雅明、福柯、阿甘本等预言(证实)的例外状态常规化治理手段,通过"警察权"充当"例外之幕"遮蔽全球规训之实质,对普世秩序进行干涉的强制。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三个不适应”及其治理路径

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通过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做出了"我国已进入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这一基本判断,并指出少数民族同胞"进城"存在着"三个不适应",即少数民族群众对城市生活和管理方式不适应,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群众某些生活和行为方式不适应,以及我们的工作方式和管理机制不适应。"三个不适应"本质上是城乡和区域的结构差异、文化差异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民族关系调节体制机制不协调的问题。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学者们的研究,"三个不适应"的解决可以从四个方面切实展开:构建整体、系统、协商和法治的治理体系及机制,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工作,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和创建的纵深发展,强化以社区为着力点的"民族互嵌"建设。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测度和贸易利得分析

近年来,随着特朗普政府单边发起新一轮的中美贸易争端,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再次引发关注。结合全球价值链的双边部门层面贸易流分解框架与地位和参与度指数,采用2016年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2016),通过对中国向美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按照国别和产业部门进行分解,并测算中美等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全球产业链分工导致的中间品贸易在国家间流动,是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额居高的重要原因;传统的总值贸易统计严重高估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额,增加值贸易差额占总值贸易差额的比重约为74.36%;中美两国贸易利得均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但中国获利能力远低于美国,属权贸易利得占出口额的比重均值约为47.39%。     

新型城镇化向“以人为本”全面转型析论

新型城镇化的实质是坚持以人为本,以改善民生、增进人们的幸福与促进人的发展为目的。在以人为本视角下,通过对过往城镇化中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关系、思想观念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审视,新型城镇化迫切需要实现这五个方面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通过以人为核心的生产方式转型来促进人的发展和人的能力的提升,通过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来使人们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和过上幸福美好生活,通过人的社会关系的变革来消除人与社会的对立和紧张,通过人的思想观念的转变来培育现代公民意识,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转化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农村劳动力弱化背景下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研究

实现粮食自给,确保粮食安全,是保障国家独立发展、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稳定农业生产的主体,提高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然而,近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弱化趋势进一步显现,这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粮食安全生产。要遏制农村劳动力进一步弱化的趋势,最主要的途径就是提高农民种粮收益,采用多种措施,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提高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为我国粮食安全提供重要保障。     

汝卡东巴文记录语言的能力考查

能否完全记录语词是东巴文定性的一项重要依据。笔者以田野调查所得的经书为例,在改良学界惯用的穷尽式统计法的基础上,对汝卡东巴文记录语言的能力进行了考查,并结合其它证据,认为汝卡东巴文已经具备完全记录语词的能力。     

经济集聚、选择效应与企业生产率

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定位选择模型与标准集聚模型相结合的嵌套模型,采用1999~2007年中国288个地级市工业企业层面的数据,实证检验经济集聚对于企业生产率及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1)从1999~2007年全国总体样本的检验结果来看,经济集聚对于多数制造业行业企业生产率产生负向影响,即主要表现为拥挤效应而不是集聚效应;不同规模的城市对于不同生产率企业的空间选择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低效率企业倾向选择中小城市回避市场竞争,即表现出显著的选择效应。(2)1999~2002年及2003~2007年分时段全国样本检验结果及比较显示,在两个不同时间段,经济集聚对于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生显著变化,1999~2002年期间主要表现为显著的集聚效应,2003~2007年期间主要表现出显著的拥挤效应。2003年以来,地区之间的"竞次式"补贴性竞争加剧,这削弱了区域内产业、企业的内在联系与协同发展,经济聚集过程中集聚效应显著减弱。此外,两个时段内经济集聚对于企业空间定位的影响均表现出显著的选择效应。(3)从发达地区(东部地区)、欠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的检验结果来看,东部地区城市经济过度集聚,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拥挤效应;西部地区城市的经济集聚水平相对较低,经济集聚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集聚效应。无论东部地区内部还是中西部地区内部,对于多数制造业行业而言,选择效应均不显著。因而,全国层面呈现出的显著选择效应,主要源于低效率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中西部中小城市以逃避东部地区激烈的市场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