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域旅游发展的拓展路径与动力机制——基于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实证研究

全域旅游成为时下旅游学界和旅游业界的热点,如何建设作为全域旅游主要载体的县域全域旅游成为一个重要而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以石柱县为例探讨由县域内若干重要旅游景点或景区,向县域全境拓展全域休闲旅游的时空、方式、产品和市场五大路径,以及科技创新、品牌效应、政府引导、市场需求、社区融合等动力机制;同时也探讨了全域旅游概念的适用性和可行性。     

美国学术期刊的不同运行模式——华志坚教授访谈录

现任美国《亚洲研究杂志》主编华志坚系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历史系教授,曾任《美国历史评论》执行主编,他对两份期刊的运转模式和发展前景提出了一些重要见解。他认为不同的学术期刊具有不同的功能,在学术研究上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像《美国历史评论》那样涵盖一个学科领域的期刊会给该领域的成员提供一种共同体意识和学科标准,而像《亚洲研究杂志》这样具有跨学科特点的期刊能够做出的最大贡献在于扶持使用不同研究方法的跨学科、跨区域对话。华志坚认为,用影响因子去评价期刊存在很多弊端,因此不会把它作为优先考虑的因素。尽管意识到在线出版已经导致读者获取方式的转变,很多人会到数据库中,而不是拿起一本杂志来寻找想要的文章,华志坚教授仍然会从整体上去考虑每期杂志,注重每期文章的整体意涵。     

抗战时期四川县级合作金库存款业务研究

抗战时期,县级合作金库肩负着活跃大后方农村金融,促进农业生产的重要使命。办理存款是合作金库的中心业务之一,储户包括合作社及其他社会资金,但合作社存款所占比例极小,且以活期存款为主。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合作金库的存款利率明显偏低,储蓄业务的吸引力较差,在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与贷款数额相比,合作金库的存款数额较小,这说明合作金库存款对农村金融的调剂作用并不明显。     

五斗米道与先秦古蜀象牙祭祀之间的联系

先秦古蜀的象牙祭祀和兴于东汉末年的五斗米道都曾先后出现在古蜀大地上,这二者的形成和发展都与当时的政权统治、外部环境和社会发展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二者的内涵联系为:都是以为各自的政教合一的统治体系服务为目的,都是作为维系宗教组织统治的重要物证,都是巴蜀土著文化中自然崇拜、巫鬼文化传承的结果,都是维护经济秩序、控制财富的重要手段。因此,尽管二者年代跨度较大、差异较大,但二者之间却有着传承、递进、维护借鉴等关系。     

道教斋醮礼仪中的养生意蕴

"斋"的养生意蕴浓厚而直接,要求克制欲望,遵守生活和修行禁忌,心斋、坐忘、存思等内斋,本就是通过心灵作用调节生理机能进行养生的过程;"醮"则直接或间接地折射出道教特色的养生思维。从施咒者大多祈求被咒者健康平安的出发点来看,施咒和咒语本身都具有很浓厚的养生意图。符箓是传达天神意旨的符信,可以用来召神劾鬼,降妖镇魔,治病除灾,既体现着道教养生重生思想,又有着道教医学层面的治疗意义。     

民国上海度政始末

度量衡与天文立法、音律三者是我国中华古老文明的基础,是民众从事经济活动的重要凭借,是百物制度的标准,也是国家政权统一的象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 民国时期,地处东部沿海的上海市,开始了全市度量衡标准的划一与度量衡新器的推行工作,最终完成了划一工作,促进了民国时期上海经济社会的发展.     

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的空间生产研究——基于对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泸沽湖的个案研究

民族旅游快速发展不断打破原有相对封闭的社会空间,民族文化以不断"再生产"的方式完成自我更新与超越。文章以文化再生产与空间生产为理论指导,通过文献分析与访谈调查,从物质文化维、制度文化维、精神文化维三个维度切入,分析了民族旅游开发背景下泸沽湖社区民族文化的生产过程,以及民族文化的空间形态,动态揭示了文化空间生产的动力机制,并指出"文化的空间生产"是民族旅游开发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文章从理论上丰富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合理利用的研究体系,从实践上增强空间行为主体尊重民族地方文化传统的导向意识和人文关怀。     

顾炎武“孝悌”论管窥——立足于《日知录》的考察

顾炎武提倡"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主张"学问在性命,事业在忠孝",在其代表作《日知录》中,既有博赡通贯、详究本原的实事求是的严密考据,也有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践履笃实的道德提倡。《日知录》反复推崇"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并对历史和现实中的不忠不孝的行为进行了无情鞭挞。只有充分关注顾炎武"孝悌"思想的研究,才能完整地展现出顾炎武的学术和思想体系。     

本土中国学研究:由民族反思至民族复兴

本土中国学是以中国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自然状态的发展演变、发展规律和发展特点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构建本土中国学不仅是学科建设的需要,更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时代需要,符合建设“中国现代文明”的宗旨,同时也是民族话语权反思与重建的客观要求.建构本土中国学不仅具有必要性,亦有可行性.本土中国学与“汉学”、“海外中国学”等既有联系,又有较大区别,特别是在内涵界定、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等方面均有所不同,因而独具自身特色.     

从昭通到石门坎——柏格理传教重心转移原因评析

昭通和石门坎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基督教循道公会在中国西南先后的两个主要活动地区.以1905年为界,该会的传教重心既在两地之间发生了转移,也在汉苗两族间发生了转移.而由柏格理主持的这次转移既为教会传教带来完全不同的效果,同时,其意义也超出了宗教的范畴,带有对西南苗族文化启蒙的色彩.对其中的原因进行客观的探讨和梳理,无疑对于我国的民族与宗教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