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化治理:现状、问题及对策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农村社区建设中,以农村新社区为载体的社区化治理方式逐渐兴起,它对推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转型,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但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农村社区化治理存在诸多突出问题,如治理的技术手段亟须创新,服务对象和内容不够全面等;其推进面临诸多困境,如缺乏权威的法律规范指引,治理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治理的社会基础较为薄弱。完善农村社区化治理,需要国家出台城乡社区组织法,推动农村社区化治理走向法治化,保障多元治理主体的平等地位,形成多层次、协同性、包容性农村社区化治理体制机制。地方实践探索中要进一步创新农村社区化治理手段,推动农村社区化治理走向信息化;适应社会开放、流动的特征,拓展农村社区服务的对象和内容;通过多元路径培育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社区化治理。     

海洋强国建设背景下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体系构建

历史上沿海地区形成的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特色鲜明的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当前我国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价值,需要立足现实需求进行价值解读与价值体系构建。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体系构建可遵循三层价值生成逻辑:基础价值是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客观存在的价值,是核心价值产生的前提,由本体价值和空间价值组成。本体价值包括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空间价值包括本源性价值和空间延伸价值。核心价值是在海洋强国建设的现实需求与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价值的对接中生成的,包括证史价值、文化认同价值、和平发展价值、正名价值、教育价值和创意价值。核心价值的实现既要重视单个或部分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体现出的典型价值,又要重视全部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体现出的整体价值。     

韩信“谋反”真相再探

从互见法的角度来重新审视韩信的"谋反",我们能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即韩信谋反之罪是刘邦、吕后忌惮其能的结果。从互见法的角度分析薄太后为周勃的"辩护"、彭越的冤案、萧何的遭遇等,可以证明韩信的清白。韩信谋反案在档案文书中早有记载,司马迁作为汉朝史官,只能按照"爰书"叙史,这其实是另一种意义的"实录"。对于韩信的悲惨遭遇,司马迁有自己的评判,司马迁通过多处互见法的灵活运用透露出了许多重要信息。     

人生最优化哲学论析

人生最优化研究,作为一门新兴科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人生最优观和人生最优化方法论的统一,或曰人生最优化哲学、人生最优学。人生最优化的取向要求是,最正确科学地认识、改造和创造世界尤其是认识、改造和创造自身,最大限度地造福于人生;基本方略是,立足人生,统筹兼顾,全面发展;实质要义是,按照人生最大价值效益取向与事物一定属性特点相统一的规定,向最好努力,向最坏预防;核心精髓是,以最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投入、消耗,获得最大的人生价值效益;目的归宿是,全方位创造、实现和拥有最美好的人生。     

习近平扶贫思想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深入到贫困地区开展调研,形成一套独特的扶贫思想。在习近平的扶贫思想中主要包括有"三论",即扶贫思想内涵论、扶贫思想主体论、扶贫思想路径论。认真领会和贯彻习近平的扶贫思想,对丰富习近平民生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邾鲁文化的渊源与形成

邾,又称邹,是一个古老的东方部落方国,西周初年所封的鲁国乃古代东方的奄国之地。两国域内著名的"汶阳之田"与"泗西之地",孕育出光辉灿烂的古老东方文明。这一文化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岳石文化与晚商文化的冲击、西周文化东渐与邾奄文化的交融、春秋人文思潮与邾鲁文化的形成。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一文化逐渐向其他地区传播与蔓延。     

蒲松龄笔下的稷下与稷门

"稷下"一词最早见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稷下、稷门均在齐国都城临淄。清代蒲松龄在其诗、赋和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中多次提及稷下和稷门。这里的稷下和稷门皆指济南。蒲氏生活的时代,齐地的政治文化中心早已不是临淄而是济南。他使用过去指代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稷门"移代济南。     

少年中国与青春中华——20世纪初知识分子对中国形象的重构

世纪更替容易强化对时间流逝和历史变迁的紧迫感.20世纪初爱国知识分子竞相以“少年中国”和“青春中华”为题重塑中国形象,集中反映了这一代人世纪更替的自觉意识.“少年中国”和“青春中华”既区别于以“天下中心”自居的古典中国,更一扫“老大帝国”的暮气沉沉,追求的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青春化.     

试论对私营企业主收入的合理界定及引导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营经济的发展有其I必然性,私营企业中存在的剥削问题也是无法回避的现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营企业主绝大多数都是作为管理亲自参加劳动的,因而对其收入进行合理的界定也是应该的。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运用劳动价值论的方法界定我国私营企业主的收入,即区分私营企业主的剥削收入和劳动收入,有赖于“双重人”概念的提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我国私营经济中剥削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和历史局现性的分析,即区分合法剥削与非法剥削,有助于对我国私营经济中的剥削进行规范、限制与引导。     

数字资本主义在数字健康领域对公共利益价值内涵的重构

近年来,所有主要的大型消费科技公司都进入了健康研究领域。这种谷歌式数字健康引出一个问题,即在研究中,公共利益如何得以维系?只有将谷歌式数字健康置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中,才能更好地突出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问题。以往的研究通常把谷歌式数字健康框定在一个双重的、不可通约的分析逻辑中,其中：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是对立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是对立的。虽然有助于揭示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潜力,但是这种分析逻辑是有缺陷的,因为它只承认关于公共利益的一种理解。通过借鉴博尔坦斯基和泰弗诺的价值理论分析框架,可以发现：谷歌式数字健康对公共利益的价值内涵进行了多重塑造,不仅包括公民价值(为社会做好事),还包括市场价值(创造更多财富)、工业价值(提高生产效率)和项目价值(创新和实验)以及活力价值(促进生命健康)。如果把治理方案看作是一系列价值准则的组合,那么就可以设计出实现和保障公共利益的治理方案。基于此,提出研究进路：探索和构建更丰富的体现公共利益的价值准则体系,对其进行批判性评估,最终制定出能确保“公民”价值的可行治理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