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互见法”再论

<史记>叙事首创"互见法",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然而,今人在嘉许<史记>"互见法"首创价值的时候,对部分互见文字的真伪要谨慎,还应看到<史记>"互见法"体系并不完备,<史记>"互见法"的运用还不很自觉,特别是"互见法"对于今人还原<史记>"一家之言"的哲学真相有很大的干扰.     

职业技能大赛背景下“秘书实务”课程情境教学探究

秘书职业技能大赛正在政策的支持和各院校的积极参与下呈现良好势头,借助技能大赛的形式和内容运用到秘书实务课程改革中,实施之相应的情境教学,可以有效地提高秘书专业学生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     

以墨学收回国魂——论辛亥革命前几年学者何以高度崇墨学

以往的研究,多以为墨学之所以在晚清得以复兴,是因为中国社会已发展到了迫切需要知识理性与科学技术的时代,中国人迫切需要知识理性启蒙。但通过对辛亥革命前几年公开发表的崇墨学论著的具体分析,可以发现,在辛亥革命前几年间已兴起了一定程度的"崇墨学"之思潮,而此思潮的兴起,就目的讲,本不为学术计,即不是从知识理性启蒙的意义上倡言墨学如何有开心智之作用,而是为政治计,即从"救亡图存"的意义上倡言墨学如何具有保国保族保种的现实意义与作用。     

近代灾荒赈济的几个侧面

近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困扰。文章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对近代灾荒赈济的主要措施及其成效进行审视,认为尽管赈济举措未能从根本上控制流民的生成,但近代中国在赈灾方面所作出的种种努力,还是应当肯定的,而其中的教训亦非毫无时代价值。     

学衡派、梁实秋推介新人文主义策略之比较

新人文主义在产生背景、倡导主张等方面与五四新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中国推介新人文主义难度很大.以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人为代表的学衡派和梁实秋,在推介新人文主义时因采取不同的策略,推介结果也有很大不同.学衡派基于"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目的采取了直接推介的方式,加剧了学衡派与新文化知识分子们的对立,导致白璧德及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形象被"妖魔化".梁实秋吸取了学衡派推介失败的教训,巧妙地采取了间接推介的策略,虽然未能使新人文主义在中国引起广泛影响,但取得了比学衡派更好的推介效果.     

对外汉语学习词典中话语标记语语用信息研究

话语标记语在话语交流中传达的是非概念义,而是语用义,表明说话人情感及态度。话语标记语的语用信息和语义、语法信息一样,是学习词典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对外汉语学习词典中话语标记语语用信息收录方面存在话语标记语词目词缺失、语用义和概念义混淆、语用信息量不足等问题;在表现话语标记语语用信息方面,主要使用释义和例证,其他微观手段使用频率非常低,宏观手段无一使用来介绍语用信息。因此,建议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充分重视话语标记语语用信息,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即从研究语料库、增设语域标签、采用“语境引导词”方法、使用参见、采用‘‘用法说明”等方法来展现其语用信息。     

民主的现实与理想

针对形形色色的民主现状,从经验主义的立场出发,分析了现实的民主无论是古希腊雅典民主还是现实的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都从未真正实现过＂多数的统治＂,掌握公共权力及依附于公共权力基础之上的决策权的公共权力人物只是少数所谓的＂精英＂;而理想的民主是公共事务的决策由人民当中的多数来决定的同时,又尊重少数的权力的民主形式。指出在实现人类理想的民主进程中,崭新的社会主义民主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完善村民自治问题研究——以广东乌坎事件为例

村民自治是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乌坎事件之所以会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失衡造成的。当前我国处于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带来了种种社会问题。因而完善村民自治,加强基层社会管理,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从文化比较入手提高外国学生汉语理解能力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外国学生学习汉语,一方面是出于交际的需要,一方面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教学中结合文化比较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汉语的理解能力,教师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应针对不同国别、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结合文化知识来加强学生的汉语理解能力,以促进汉语推广事业的蓬勃发展。     

学者笔谈:21世纪，还需要鲁迅吗？

21世纪的中国,还需要鲁迅吗?鲁迅是谁?这个看似简单而实际上又难以真正回答准确的问题,也一直缠绕着中国的知识界。鲁迅的“独异”和“自成品格”,鲁迅文化身份及其意义,被遗忘正是鲁迅自己的期望,为何还要问:21世纪,还需要鲁迅吗?问题的实质是与中国的历史、现实密切相关,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学者从各自的学术层面,来回应这些问题。课程教学当中渗透经典阅读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