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五维逻辑进路

历史照亮过去，历史启迪未来。以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为核心内容的“四史”教育，是以历史为基础的思想政治教育。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挖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资源，对高校传承红色基因、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契机，将“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遵循相应的逻辑理路：树立正确党史观、坚定理想信念的价值追求是融入的逻辑立场；强化大历史观、理解党的伟大贡献是融入的逻辑方法；坚持内在统一性、把握“四史”教育的整体性逻辑是融入的基本前提；抓住侧重点、精准对接各门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融入的逻辑核心；坚持实践逻辑、引导大学生从“四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是融入的根本遵循。     

教育主体缺失视角下农村校园欺凌成因及治理

家庭、村庄和学校是农村学生成长过程中的三个重要教育主体，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农村教育主体结构。农村中小学生正是在该结构中获得成长，而农村校园欺凌事件的频发和多发则与其变化相关。农村教育主体结构的变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家庭教育主体的缺位，表现为农村家庭隔代抚育的“不过问”逻辑；二是村庄教育主体的缺位，表现为村庄交往中的村民相互“不得罪”的逻辑；三是学校主体的缺位，表现为学校管理中官僚主义的“不出事”逻辑。这些主体行为逻辑的变化，进而带来了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阻隔，包括家庭与学校勾连的中断、村庄对学生和家庭监管的缺位，以及学校对农村社会的脱嵌。治理农村校园欺凌事件，除了法制和规范进校之外，还要搭建新型的教育主体结构，形成多元化、多主体农村校园欺凌的治理格局。     

社会保险制度中社会风险的产生、内涵及应对*

社会风险是社会保险制度存在的前提，没有社会风险，就不会有社会保险。从风险、风险社会及社会风险这些相关概念出发，全面阐述社会保险制度中社会风险的产生及其发展路径，发现社会保险制度上所应对的社会风险是一种中度危险的风险事故，有着自身特定的制度内涵。在此基础上，从作为技术途径的保险原则与社会保险权之权利规则的两个视角分析了社会保险制度对社会风险的应对原理、机制与优势。     

知识分布、衰减程度与产业集群创新模式的内在机制研究

以知识流动为研究视角，将集群创新过程中的知识溢出、吸收能力内生化，构建包含三种创新模式下的产业集群演化模型，重点分析集群知识分布和知识衰减程度与集群创新模式的内在机制及其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并进行仿真实验。研究表明：不同知识分布下，混合创新模式的创新产出表现最好，外部吸收创新模式与内部自主创新模式呈现出不同的创新产出演化路径；在外部吸收创新和混合创新模式下，均匀分布型产业集群的创新产出表现最好，集中分布型表现次之，异质分布型表现最差，而在内部自主创新模式下，集中分布型则表现最好；不同创新模式对知识衰减的敏感程度呈现阶段性差异特征。这些结论对产业集群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好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新中国十七年图像文化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随着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图像文化史作为新兴的研究方法进入中国,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图像文化生产与传播备受研究者的关注。同时,西方图像学研究为各类文学、美术、电影等作品的解读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理论支持,研究者把图像学理论与文本分析有机结合,展开了艺术学与文化研究的批评实践。"十七年"时期的图像文化具有独特的历史与美学价值,目前已经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有进行学术史回顾与反思的必要。通过对现有的"十七年"时期图像文化研究成果的整合分析,可以展现中国图像文化研究的最新进展以及西方图像学方法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     

扬雄《太玄》中的文学批评要素

扬雄的文学批评具有独特的体系，它建立在易学之上而又有所发展。扬雄《太玄》与《周易》有联系，亦有区别。《周易》主张二要素论，《太玄》主张三要素论。《太玄》的三要素即天地人三要素，乃阴阳二要素加上作为批评主体的人。扬雄突出了人在文学批评中的主体作用，并用它建构了一套完整的文学批评的模式，这是扬雄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突出贡献，而且在这一点上西方各国的文学批评家尚无人能与扬雄相比。扬雄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都秉持发展的前进的立场，此可以概括为发展的批评观。扬雄的文学创作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供尝试的批评范式:尽可能多地涉道。在《太玄》中，扬雄还建构了四组对偶范畴。     

小农生产的社会行为逻辑与制裁意欲的表达层级——基于广西宗族性村庄的考察

观察农民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存在的制裁机制如何运作,是了解村庄整合度、农民集体认同与行动方式,把握村庄社会秩序的生产和维持的重要切入口。在中国的宗族性村庄中广泛存在的小农社会行为的一致性,是通过“协商缺失的被动协同”和“小农社会的行为制裁”两种方式达成的,其根本差异在于多数农户对少数不一致者的行为是否存在制裁意欲。然而制裁意欲并不必然能够转化为针对少数不一致者的有效制裁行为。小农制裁意欲的表达因制裁效度的不同而表现出明显的层级序列结构。宗族性村庄浓密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一方面阻碍小农制裁意欲表达层级的上升,但另一方面也使少数不一致者仍对宗族精英、村庄精英和村庄舆论的规训和制裁存在戒惧心理,成为使宗族性村庄的内生制裁机制仍能在某种程度上发挥效用的最后保障。宗族性村庄的制裁机制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村庄治理也会带来有益启示。     

互联网思维与HRBP模式创新

长期以来,人力资源管理有效性对企业的积极作用得到理论与实务界的普遍认可。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企业纷纷转型升级谋求生存与持续发展,作为企业的支持系统,人力资源管理也必须寻求新型模式以适应新形势要求。在介绍HRBP模式基础之上,运用知识图谱分析方法,进一步厘清HRBP模式的发展历史、现状及未来趋势。然而,企业在实施HRBP模式过程中存在HR人员角色定位模糊、缺乏配套措施支持与HR人员胜任力不足难点,结合“互联网+”时代背景,提出融合互联网思维的HRBP模式,分别融合用户思维、平台思维以及迭代思维解决HRBP模式实施过程中的难点,从而促进HRBP模式创新与发展。     

巴金的矛盾及其与巴金小说艺术变迁的关系

巴金的小说创作与他的自我矛盾密切相关,这种矛盾包括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极性"特征与现实的矛盾,以及巴金的生命体验与无政府主义信仰本身的矛盾。以某种形式解决这些矛盾,不仅是巴金接受世界、认同自我的前提,也是贯穿他创作过程的一个最核心的个人化课题。巴金通过小说艺术处理其自我矛盾的方式变化,对他小说的创作类型及风格变迁有深刻的影响。     

儒家“义—利”价值结构与西方“财富”价值结构比较研究简

通过中国儒家和西方经济价值结构的比较研究，发现儒家以“义一利”为价值结构模型，西方以“财富”为价值结构模型。儒家价值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义体利用”，表现方式是：强国的道义在于顺天时、尽地利、忠人和；安国的道义在于民朴民富；治国的道义在于蓄储俭用。西方价值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利体义用”，表现方式是：鼓励获取财富、财富规则和财富责任。儒家“义一利”价值结构与西方“财富”价值结构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评判话语体系，在中国现代“义利共体”的价值结构建构中，儒家价值结构提供着人文精神基础，西方价值结构提供着物质文明建设可资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