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因素识别条款之扩张解释的适要性与基准——以西门子诉黄金置地案为切入

在上海西门子国际贸易公司诉上海黄金置地公司案中，裁决者是否有必要对涉外因素识别条款进行扩张解释的问题备受争议。缘于涉外因素识别条款本身固有的诸多结构性弊病及条款日益凸显的滞后性与简单僵化的征象，法律适用者对涉外因素识别条款的扩张解释是适要的。为谨防扩张解释的舛误与滥用，涉外因素识别条款的扩张解释必须恪守其原则和原旨基准容许的边界。涉外因素识别条款的扩张解释必须严格遵循国际私法基本原则的价值指引和严密契合国际民商事实践新发展诉求的宏观基准。且涉外因素识别条款之扩张解释必须依循涉外因素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展开解释的微观基准，遵循从涉外因素的应然外延至本源内涵的识别序列展开解释。     

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法律规制——以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双重外部性为分析视角

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既引发数据安全风险等负外部性，也会带来分享经济价值实现等正外部性，"大数据悖论"现象揭示了双重外部性成因。基于"外部性内在化"原理赋予信息主体以个人信息权并赋予数据控制者以大数据财产权虽有助分别规制其双重外部性，但网络大数据背景下其双重外部性规制彼此交互影响而面临两难困境。法经济学关于"损害之相互性"理论证立了基于"风险导向理念"规制个人信息处理以破解其两难困境的经济逻辑。大数据产业发展有赖个人信息处理的"外部性外部化"而实现分享经济。法经济学关于"公地喜剧"理论证立了基于"外部性外部化"规制个人信息处理而满足大数据产业发展需要的经济逻辑。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处理的规制有赖从"压制型法"到兼及"回应型法"的理念转换，从"外部性内在化"兼及"外部性外部化"的机制并举，从数据资源权利配置兼及数字技术权力干预的措施协同，实现大数据产业创新与个人信息安全的有机平衡。     

“最低核心”理论与社会权的司法保护

为了澄清社会权的含义和内容以增进对其理解,国际人权学界提出了各种"最低核心"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最低核心内容理论、最低门槛理论和最低核心义务理论。关于最低核心理论与社会权司法保护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支持者认为它可以提高社会权司法保护的程度,反对者则否认两者之间的关系,甚至否定它。尽管在理论上还存在诸多争议,但各国的司法实践已经证实了最低核心理论在推动社会权司法保护中的意义。     

关于人格权中财产利益可让与性问题的分析

在人格权商品化背景下,个人对于自身一部分特别人格权的利用日益增加。传统理论不承认或部分承认人格权经济利益导致人格权利用时多受限制;同时,维护人格尊严这一基本原则造成对人格权让与性的否认。美国法和德国法对此问题有不同方式的解决,而现实的迫切需要也使得这一问题需要得到正视。基于维护每一个个体的尊严和合法权益,我国应当在明确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不分离的一元模式基础下,承认人格权中财产的可让与性。     

论政府权力清单的合法性审查

根据《指导意见》，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应该“抓好清权、减权、制权、晒权等主要环节”，对清理后保留的职权“应该逐条逐项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审查”。然而，政府权力清单编制中存在“权力”归属判断失当、“权力”范围过度扩张与权力清单的功能定位偏离等问题。权力清单的法律边界包括形式上权力依据的有效性与实质上权力转化的合理性两个层面，通过运用合法性控制手段保证政府权力清单的形式要求与实质标准相互统一，有利于实现权力清单的规则之治。权力清单基准法是权力清单中“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基础，权力清单编制包括清单基准法清理与权力分类合成两个阶段，只有完成权力清单基准法的合法性审查，才能依据权力清单基准法对行政权力进行清理、分类、汇集与合法性审查。建议分别从审查主体、审查内容、审查方式、审查程序四个层次构建权力清单基准法的合法性审查机制，间接实现对政府编制权力清单的立法规制。     

裁量基准个别情况考量的司法审查

理论与实务中关于裁量基准的法源地位与个别情况考量义务之间的争议与分歧,综合反映了规范主义的规则取向与概念化风格。只有从规范主义向系统功能主义的视角转换,才能从根本上消解裁量基准与个别情况考量之间存在的悖论,使裁量基准获得规范正当性,个别情况考量也由此在双重偶联性结构中得以自我确证。考察裁量基准个别情况的构成,基于个别情况对裁量基准事实要件的否定,形成了错误适用裁量基准与适用错误的裁量基准两种认定标准;对效果要件的否定,形成了法定情节与酌定情节考量的两种认定标准。每种标准因适用方法与技术的不同,司法审查的强度也不同,但决定裁量基准个别情况考量司法审查强度的,依然是二者彼此否定的各种理由之间综合权衡的结果。     

实质刑法的理论与实践:基于三部曲的整体思维

为更好地践行实质刑法三部曲的理念,必须对其整体思维加以分析.面对刑法规范中成文或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尤其是后者)需要补充解释的情形,应基于古典法哲学的理性主义以及经典罪刑法定原则的处罚值得处罚的行为之实质侧面,建立以客观构成要件违法性与主观构成要件有责性的实质二阶层的犯罪论体系.同时,对刑法规范予以实质解释,并以此避免“无罪之罚”现象的出现,通过形式入罪和实质出罪,建构形式上“有罪不一定罚”的出罪通道,从而充分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     

国务院、省级政府行政区划变更决策机制法治化问题研究

尽管国务院、省级政府行政区划变更决策机制存在法治基因不足的先天缺陷,但是我国却仍未就此有针对性地构建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地方权力机关有效制衡和行政区划变更争议预防等必要的补强机制。根据行政区划变更决策机制法治化形态可以多样化的研究结论,在尊重我国现行宪法已为国务院、省级政府分别配置行政区划变更决定权的框架下,提升其行政区划变更决策机制法治化水平的改革方案主要包括构建公众参与的法定必经程序、赋予地方权力机关实质议决权、设立专门组织以预防行政区划变更争议和完善行政区划变更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