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心理测量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量表的编制

通过梳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有研究发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量化研究较少,究其原因,与当前还未有可应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测量工具有关。为此,在参考现有文献并对开放式问卷进行分析后,以意识理论为依据,分别以认知、情感、意志三方面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考察维度,对我国28个省市区共1067名被试者进行调查,经过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及信度分析,最终形成18道题目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量表。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0,间隔两周后的重测信度为0.97,二阶模型中χ2/df=2.27,RMSEA=0.05,AGFI=0.90,GFI=0.92,IFI=0.94,TLI=0.93,CFI=0.94,各项指标均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可应用于未来研究。     

从“知其不可而为之”看孔子的理性精神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天命论可被认为是其思考天人关系问题的基点。在孔子之前,天命的概念从殷商时期带有人格神意味的上帝之天转向了西周以后外在于人的客观力量的命运之天。而在孔子这里,除了对二者的批判继承之外,天命又增加了一层天赋道德使命的特殊含义。世人称孔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孔子之所以明知不可为而强为,就在于他对天命的特殊理解。孔子的天命论,以主体主动之"知"为桥梁,从主体的理性意识出发,主动承担天赋道德使命,积极进行入世实践,并且对于结果无所挂碍,向上直契人与天地相参的道德理想之境。从"知其不可而为之",可见孔子之深刻的理性精神与觉醒。     

梁启超的新民构想

梁启超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创立新民说.他认为,导致戊戌变法夭折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自下而上地造就出一代拥戴变法的新民来.在他的心目中,新民应该有摆脱奴性束缚的品格,应该有高尚的公德意识,应该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应该有尚武精神.以创立新民说为标志,梁启超开始以思想家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共和的政教之维:梁启超论题与钱穆道统说的三个面向

现代儒者钱穆着眼于中国政治传统的悠久智慧与文化体系的根本原理,力图在启蒙革命主义之外阐发对于道统和治统的别样诠解。道统作为立国根基的精神信念共识,本身蕴涵了中国文明基于天人相合原理的政教秩序构设,进而与治统形成了相维和相制两种基本关系。在思考现代共和立国问题时,钱穆超越了梁启超论题将道统与君主专制牢固绑定的政体论范畴,在共和一统的国家建构方向上重新阐明道统新义,思忖宪制新态。这一论述显示出对于大国文明实现共和新命的深沉忧思,中外比较申说也生发出极具启示性的普遍意义。     

居延汉简“鲍鱼”考

战国秦汉历史中，可以看到一种特殊的水产品“鲍鱼”进入社会饮食消费生活。秦始皇人生悲剧最后一幕的演出，有“鲍鱼”以为道具。居延汉简令人惊异地出现有“鲍鱼”文字的简例。河西汉简发现的“鲍鱼”简文，应当是名物研究值得思考的学术主题。考察“鲍鱼”名义，应是指经过腌制处理的渔产收获。河西的“鲍鱼”，亦不能完全排除以海产品加工，来自海滨的可能。思考这种可能性时关注西北区域文化与遥远的海洋的联系，也可以增进我们对于当时海洋探索与海洋开发的认识。     

基层党组织有限介入：农村社区“两委”候选人的当选逻辑——基于政策文本分析

作为农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的关键步骤，农村社区“两委”候选人的产生备受关注。借助街道党组织社区“两委”候选人换届政策文本，勾勒出社区“两委”候选人在基层党组织设定的双重候选条件下的当选逻辑，并以fs-QCA定性比较分析法对社区“两委”候选人胜出资质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良好群众基础是潜在候选胜出的必要条件，同时具备群众基础和政绩两要素是潜在候选人胜出的有效途径；仅凭借经济实力或宗族势力等资源禀赋并不能使其成为“两委”正式候选人；街道组织部门受政治稳定逻辑驱使，往往采取多样化策略减少社区选举“变数”。因此，基层党组织对农村社区“两委”选举过程的有限介入并非有损基层民主质量，相反，它使农村社区选举表现出有别于乡村选举的优良特质。     

道光六年清廷平定南疆用人决策述略

道光六年,清廷为迅速平定南疆张格尔之乱,于六月至九月间,在将帅任用、将领选派与兵员调动方面果断决策,为顺利平叛及最后取胜奠定了基础。从最初任命署理陕甘总督杨遇春为钦差大臣,总统军务,至重发谕令以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总理全盘,前后不到二十天,显示清廷对南疆战事的重视程度。有益于西北局势的稳定。由于路途遥远,清廷谕令传递、兵员将帅集结延时,故而在初期二个多月里战事部署者杨遇春所起的作用显著,亦反映了清中期政治军事转型特征。     

全媒体时代主流媒体的数据化生存与发展

基于互联网连接的媒体平台，正在成为各类原生数据的源发地和汇聚中心，对大数据进行整合及应用的能力，将成为未来媒体平台运营的核心能力。建构在互联网平台之上的主流媒体必然要经历从信息总汇向数据总汇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媒体的业态、社会功能都将发生重大变化。伴随全媒体时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新闻传播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规律：传播主体大众化；传播容量海量化；传播方式交互化；传播手段多维化；传播时效全时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主流媒体应不断进行数据化的探索和创新，基于5G网络，通过大数据技术运用，强化数据库建设，以此为基础，运用基于大数据的人工智能技术改变内容生产和分发方式，并以之作为内容监管的有力武器。未来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综合业务推动自身产业结构优化。     

人口流动范围与稳定性的分类研究

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大、占总人口比重高,人口流动已经成为研究我国人口变动与分布问题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并对经济转型、社会整合等问题产生重要影响。流动人口内部是存在差异性的,个体、家庭、所在地区等层面上的差异都有可能影响其流动状态。通过文献研究及对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综合流动范围与流动频率两个方面将人口流动分为省内稳定型、省内流动型、跨省稳定型、跨省流动型四类。研究发现:流动频率低的、在地理上具有稳定性的人群通常是老一代流动人口;流动频率高的、在地理上不稳定的人群通常是新生代流动人口,且同样是流动型,省内流动比跨省流动更容易获得较高社会地位。在流动频率相同的情况下,跨省流动人口获得的经济回报较高。根据以上结论,建议城市管理者针对不同流动类型的人口要有不同的政策侧重点。对于省内稳定型,应该保障流动子女基础教育;对于省内流动型,应该保障其住房权利;对于跨省稳定型,应该提高其家庭福利;对于跨省流动型,应该保障其劳动与收入的权利。     

论两种总体性权力作用下人民主体性的生成

人民主体性是主体性思想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崭新理论进路。与传统主体性哲学专注于其抽象性不同,人民主体性则具有生成的特质。人的生存状态时时受总体性的资本与政党双重逻辑共同作用影响决定了这一特质:资本逻辑从经济领域出发,渗透至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导致人及人际关系的异化状态;政党逻辑则以政治领域为起点,设定目标、凝聚共识、有效组织再塑人的存在方式。马克思主义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以及它对政党理论的创新和政治的实践,提供了重新思考主体性问题的契机。坚持政党总体性权力对资本的驾驭,既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新时代的内在要求,更为中国语境下的主体性研究提供创新性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