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优良德治文化传统的继承

我国现行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国家治理模式是结合中国国情所做的历史必然选择。国家的治理方略既要顺应当下的社会背景和生态文明,还须汲取德治文化传统中的宝贵经验和人文精华。如何继承我国古代优良德治文化传统,需要在认知上廓清传统德治与现代德法共治的内在关系,形成面向历史的基本态度和原则,将优良德治传统融入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理政实践,为现代德治和法治的展开提供理论基础和历史借鉴。     

进津费：昭示了什么又缺失了什么？

政府同样是一个利益主体，同样有获得利益的动机。而且，由于掌握公共权力，政府如果不依法行政而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利益，其危害性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更大。     

科斯命题的博弈特征与法律实效主义

科斯的方法特别强调相互性,从而导致我们从总体的角度看待法律问题.交易成本是法律经济学的关键词,交易成本主要来自于策略行为,所以现实中的科斯命题放在法律博弈论框架下会得到比较好的理解.纳什均衡的自我强制性为法律实施的有效性提供了基础,由此我们初步提出了法律实效主义大纲.     

元代军制"探马赤"中的色目本体及其历史功绩

元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国自唐朝灭亡之后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重新确立起了大一统的国家框架.同时,元朝也是一个以漠北地区蒙古族为主导的少数民族政权,"骑射武功"是其能够在短时间内统合力量并迅速崛起的关键.因此有元一代,对于军事本身及其建制的重视与拓展始终未曾间断,而"探马赤"亦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意义上的"探马赤"只有"五投下"和"七部"两类族(部)属之分,但事实上自元朝初期伊始,以色目军人为主体的"西域探马赤"业已成雏形并逐渐发展壮大,开始成为"探马赤"军制类别中的第三体例.在元朝近百年的历史中,"探马赤"特别是由色目官兵所组成的"西域探马赤",一方面为中央政府戍守、屯垦广袤的西北边陲,另一方面则奉元廷之命平定国境内外的反叛.既使得陕甘一带及新疆天山南北地区自唐以后再次得到大规模开发,成为中央政府有效管辖之地,又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根基,具有十分积极的历史意义.故对"探马赤"中的回族本体及其历史功绩进行深入性的探索研究,将会有助于元代军制学、边疆学等方面的推进,也可视作对现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侧翼性论证与补充,兼具学理与实际上的双重效应.     

论法治视野下的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基于上海“染色馒头”事件的实证分析

上海"染色馒头"事件暴露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着诸多问题,监管主体的失职是其中重要一项。监管主体责任如果能够明晰并有效、常态化地落实,将促使监管主体更好地履行监管职责。由于现行监管责任体系不完善,切实地追究监管主体责任还须在权责一致的要求下划清各监管部门职权,丰富责任方式、健全责任追究渠道,在法治化的轨道上推进监管责任的落实。     

先秦法家视阈下“人”的形象与规制

法家认为在礼崩乐坏、纲纪名存实亡的时代,人为贪求名利而不择手段,缺乏智慧又好佚乐淫,没有志向气魄。为重新对人的欲望进行限制并对社会进行规范,法家借助法律,采取奖赏、重刑、连坐等措施,造就了国力强盛富裕、社会稳定、治安良好的社会。然而法家抛弃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文化,扼杀了人的情感,因此在法律解决了秩序混乱、社会失范的问题之后,没有带来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     

问题与方法——五四“问题与主义”之辨析

五四运动前后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在当时影响广泛,或许对于今日解决中国社会诸多问题亦有借鉴。"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核心是关于"问题与方法"的争论,胡适批判纸上主义、理想主义和外来主义的矛头对准的是教条主义,胡适批判教条主义的方法恰恰是杜威的实效主义,"问题与主义"之争实质上是教条主义与实效主义之争,或者更准确说是教条方法与实效方法之争。胡适并非一般地反对主义,而是反对将主义教条式的应用。借用"中体西用"的说法,胡适的观点可以说是"问题为体,方法为用","问题为体,主义为用"只是一个幌子,因为他所推崇的实效主义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汉代司法思想史研究的两个侧面——《淮南子》与《汉书·刑法志》中的司法思想初探

《淮南子》一书认为,司法的正当性在于司法活动必须遵守公正的原则,公正的司法不仅有利于树立司法的权威,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另外,该书还将司法者的道德素质当成了树立司法公信力的前提条件之一,甚至将“贤人”(道德高尚的人)司法提到了关乎国家兴亡的高度来加以论述,并将司法的正当性与司法者的道德素质结合起来,其中揭示了一个道理——司法的正当性取决于行使司法权者的道德素质.《淮南子》还认为,司法的作用在于维护社会的和谐,促进政权的稳定；国家司法权的地位在于辅助道德教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教化权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而司法权则具有辅助性和补充性,后者不能取代前者居于主导地位.《汉书·刑法志》既宣扬了一种“仁道”司法观,也宣扬了一种“中道”司法观.“仁道”司法观要求司法官员以仁爱宽和的态度从事司法活动,并将“仁道成”即仁道价值的实现作为司法进步的方向,体现了一种鲜明的人道精神.“中道”司法观要求司法官员努力追求司法公正,因为司法公正关系到社会的和谐、政权的稳定.班固还提出了“合刑罚之中,殷天人之和”的主张,反映了一种崇尚“中道”的司法价值观.     

光大乌龙指事件的再思考——从杨剑波诉证监会案说起

光大乌龙指事件除了引起证券市场巨震外,还有附带的需加以研究的价值。围绕着证监会对杨剑波等作出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的决定是否正确、内幕信息、内幕交易如何界定等问题,杨剑波诉证监会案一审、二审轮番上演。该案所折射出的内幕交易界定问题值得分析,而乌龙指事件的发生对加紧完善我国证券市场亦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论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宪法的规范、现实与历史

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是两种不同的宪法(史)学的研究范式,但它们其实有着共同的价值目标:立宪主义,故不妨将它们称作"两种范式,一个目标"。作为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它们有着迥异的方法论基础,规范宪法学以超验的"人格主义"作为价值前提,在其他方面则恪守法教义学的基本方法。而政治宪法学则认为宪法的规范效力不来自于法律体系自身,因为法律并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规范生成于现实,而现实则生成于历史。换言之,政治宪法学认为,只有回归于"早期现代"的宪制发生学,才能真正地理解宪法规范,并赋予其以"规范主义"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