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落与交通:“路学”视域下中国城乡社会结构变迁

交通对人类社会至关重要,然而很长时间以来对交通的研究一直没有受到社会科学界的重视。本文引入"路学"的视角,通过山西省介休市大靳村的田野材料,探讨道路网络变迁对中国城乡社会结构的影响。文章指出,传统社会的城乡结构主要是一种小区域、多层级的"串联式"格局;而在当代社会,中国突飞猛进的"交通革命"使得中国社会的时空距离被大大压缩,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中间层级也随之消减,大区域、扁平化的"并联式"格局取代原来的"串联式"格局成为当代中国城乡社会结构变迁的一种典型模式。     

寿乡福地：巴马“候鸟人”群体的养生实践与具身体验

基于对广西巴马县坡月村的田野调查,论文讨论了当地"候鸟人"养生行为的内涵及治愈性体验的获得过程。巴马"百岁老人"和"候鸟养生"两种健康想象构成了养生实践的意义追求。生态的、科学的和替代医学的解释思路相互杂糅,形成了一套有关"养生"的知识体系。"候鸟人"通过一系列日常实践,在养生空间中管理身体、调整自我、构建新的生活,在身心状态的更新过渡中,身体的治愈性体验也得以实现。     

明清嘉定的“折漕”过程及其双面效应

万历间,嘉定县争取到了全部漕粮折银的权利,这种事例在明代殊为罕见。至启祯二朝,虽军饷加派日急,该县的官民乡绅仍一直努力捍卫着这一来之不易的成果。入清以后,折漕的"负面效应"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运军加漕、蠲免地丁和漕赋等新出台的政策搅得县民焦头烂额。分析《折漕汇编》所展示的复杂历史过程,既可加深对明清赋役改革复杂性的认识,也可从运作层面重新反思明清两朝某些地方制度的沿革。     

十一世纪太湖地区的水利与水学

从10世纪到11世纪,太湖以东地区农业开发加快,交通拓展,水环境迅速变化。由于宋廷以漕运和围垦利益为要,综合治水工程难以实施。水利学说在官方治水事业推动下得到发展。一部分有识官员和水利学家托古改制,塑造并推崇吴越国高低兼治的塘浦大圩农田水利格局,试图走出困境。11世纪中叶,圩田开发开始关乎地方官员的考成,水利学说再次兴起。     

试论“猺”、民、汉的演变——地方和家族历史中的族群标签

广西大藤峡地区在明代以猺乱频繁而闻名。明中期,桂西土司狼兵进入当地平乱,明政府安插教化,形成了猺、獞、狼、民等族类共存的格局。清朝,隨着国家正统文化秩序确立,土著通过创建宗族等方式建构祖先的士大夫形象。现今该地区被称为猺、獞、狼者已踪影难觅,取而代之者是被认定为汉族的人群,大多族谱也称祖先来自广东。族群标签及族谱编撰的背后,呈现的是地方社会变迁与国家秩序建立的复杂历史过程。本文以大藤峡地区崇姜里人群的身份变化为个案来揭示此过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渔业合作化政策演进与海洋渔业发展——以广东潮汕地区为例

合作化虽是新中国渔业工作的既定方向,但具体政策却是在地方性试点中逐步调试形成的。在1953年中央大力推动合作化前,以广东潮汕地区为代表,若干沿海地区伴随渔区调研、渔业民主改革率先开展合作化工作。在援引土改经验遭遇困难后,地方政府逐渐形成了从分益与供销入手改革的新思路。在"先活后改"方针下,互助合作逐渐从供销向生产领域拓展。在增产方针与合作化体制的共同作用下,深海渔业成为优先发展的作业方式,技术、信息交流与统一组织生产带来了渔业大丰收。合作化政策形成过程及推动生产发展的机理,构成了共和国初期海洋治理的宝贵经验。     

清末广东的盗匪问题与政府清乡——从社会治理看清朝统治的末势

盗匪问题是清末广东突出的社会问题,在当时的文献中,常能见到诸如"粤东之盗,甲于天下"的说法。盗匪威胁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社会动荡,不少也卷入革命党人发动的反清起义,危及当权者的统治。为消弭匪乱,稳定社会,清政府当局推行严厉清乡政策,以军事手段打击盗匪,而效果却并不明显。清末广东匪患的严重化以及政府于治理上的疲软处境,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清末社会及清政府垮台的社会基础提供了更广的视角。     

宗法、户籍与宗族--以大埔茶阳《饶氏族谱》为中心的讨论

明代以降,随着士庶宗法观念的改变,形成了近世宗族制度的新规范,在这样的规范下形成的地方宗族,成为建立正统化社会秩序的基本方式.以往的研究已揭示,在明清宗族规范建立和衍变的过程中,宗族内部的权力关系及管理运作机制的改变常常是通过祖先祭祀制度的变化、里甲户籍登记和赋税征收方式的改变来实现的.不过,我们对于这个变化过程的具体细节和内在的机制,尚缺乏足够深入细致的了解.该文利用广东大埔县<茶阳饶氏族谱>中的有关记载,讨论地方宗族形成过程中宗法原则的变化与里甲户籍登记制度变化的关系.大埔饶氏宗族在明清之际,通过在宗子设置和里甲户籍登记上数易其制,建立起一种新的宗族社会的秩序.     

多学科拓展土司学视野——首届“中国土司制度与民族文化”研讨会回顾与思考

2011年8月在湖南湘西召开的首届"中国土司制度与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就"土司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国土司的历史与文化"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并对"永顺老司城土司遗址与土司历史文化"进行了重点关注,为老司城申遗注入了文化因子。此次会议提出了引入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拓展研究领域,形成土司研究的大视野。     

从《柳文指要》看章士钊晚年的礼乐观

《柳文指要》是章士钊在晚年撰写的一部研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学术名著。在《柳文指要》中,章士钊在解析柳宗元作品的过程中,讨论了与礼乐相关的问题。他吸收了柳宗元的"礼乐为虚器"的思想,提出了自己的礼乐观。他指出,旧社会时期的礼乐,从本质上来看,它专为统治阶级服务;从内容上看,它空虚无聊;从"道"来看,它是枉道的;从产生来看,它是一个积非胜是的过程。章士钊虽然极力抨击旧社会时期的礼乐,但他并不否定礼乐的价值,认为新社会时期,还是需要新礼乐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