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与家庭生活：新西兰中国新移民实证研究

流动个体的家庭生活在移民过程中会经历一系列嬗变，或得以加固或受到撼动，从而进一步被重组和革新。在“移民与家庭生活”分析框架下，通过对新西兰华人社区为期两年的参与观察和对80位新西兰中国新移民的深度传记式访谈，从阶层地位的维持、代际关系、家庭纽带与结构三个维度探讨移民历程对家庭生活的重塑，聚焦于移民给家庭生活带来的挑战与困难，从而进一步解读移民之流动性的影响与后果。      

社会服务外包中的协同共治——基于广州市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政策实践的研究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是创新社会治理的的政策工具,如何保证社会服务效果是重要的政策议题。政府部门通过引入社会组织合作,建构协同共治的社会服务框架,以提升社会服务的绩效。本文基于广州市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政策实践,以协同共治为核心概念建立了社会服务过程中跨部门合作的一个分析性框架。协同共治的前提是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培育、职责边界划清、合作关系的营造,基层政府通过不同的策略逐步在建构该前提,从而形成与西方社会服务体系构建不同的思路和策略。     

个体理性还是整体理性——宏观行动者职业角色中的理性张力与角色异化

马克斯·韦伯的理性理论未能区分行动者的层级,实际上,处于社会权力结构不同层级的个体其社会行动后果或波及范围不同.由社会行动的层级性所引出的“理性单位”概念可以用来分析宏观行动者的职业角色中所蕴含的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的张力.在理想的制度性角色设计中,宏观行动者的职业角色中的个体理性与其职权所管辖的组织或行政区划的整体理性之间应该是一致的.但在委托-代理制中,由于宏观行动者的职业角色履行存在一定范围的“脱嵌”的自主性,使得其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常常发生脱节.在“劳动力去道德化”的背景下,宏观行动者也往往会奉行个体理性原则,背离整体理性原则.这种情形,就是宏观行动者的角色异化.要克服这种角色异化,必须建立和完善制度性超越机制、观念性超越机制和价值性超越机制.     

角色扮演、场域切换与第三次分配——兼论分享经济作为广义第三次分配

现关于第三次分配的讨论常常将其等同于公益慈善，并将其限定在收入分配的经济功能上，从而既无法穷尽归于“社会”名下的所有分配形式，又忽略了第三次分配在收入分配之外的社会功能。实际上，第三次分配具有较为广泛的外延，狭义的第三次分配指公益慈善，而广义的第三次分配则包括公益慈善、关系分配和分享经济等多种资源分配形式。要从角色扮演、场域分化与场域切换的角度来理解第三次分配。随着自利人(经济人)角色从其他角色中分离出来，其他各种原来重叠的角色也发生了分化。不同的角色类型被分置到不同的资源分配场域，分别是市场分配场域(市场部门)、制度性(或政策性)资源分配场域(国家-公共部门)、利他性资源分配场域(第三部门)和情感性资源分配场域(关系部门)。人们借助场域切换，分别在这四个不同场域扮演自利人(经济人)角色、公民角色、利他者(道义人)角色和情感人(关系人)角色。此外，第三次分配不但与角色分化和场域分化相联系，而且也可以出现在混合场域中(如分享经济)。     

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个文化机制的分析

经济升级的本质,就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即:经济增长从建立在物质容量基础上,转变为建立在文化容量基础上。经济升级必须有文化升级的配合。建立在物质容量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和建立在文化容量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对应的是两种不同的赋予经济行动和政策以正当性的文化机制:目标合法性机制和程序合法性机制。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与目标合法性机制相关联,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更多与程序合法性机制相关联。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经济增长模式要从以物质容量为基础转变为以文化容量为基础,那么,经济行动的合法性机制必须实现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