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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近代中国抵制洋货运动中,商人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商人参加抵货运动之后,由于遭受经济损失而普遍面临严重困境,并且始终得不到社会各界的体谅与帮助,只能苦苦挣扎寻求自救,寄希望于商会采取“疏通”方式缓解经济压力,却又被视为破坏抵货运动的“奸商”,使其处境十分艰难,成为导致抵货运动难以长久坚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相似文献
2.
3.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随着政府结构及司法体系的日趋完善,商会商事仲裁制度受到很大影响.从法律规范上看,作为商会商事仲裁职能的重要表现,商事公断处的合法性一直备受争议,直到1936年才明确其法定地位.具体商事纠纷过程中,受限于党政及司法机关职能的扩展,商会的商事仲裁空间及权威一定程度上萎缩,但由于抗战前党政、司法职能扩展囿于一定范围,尤其是社会经济活动仍不得不依赖商会的力量,才能维持执政的稳定.在这种背景下,商会与政府之间呈现出既被控制又被依赖的双重特性. 相似文献
4.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
以战略性贸易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新贸易理论"承袭了李斯特学说的核心思想,比传统主流经济学更具现实解释力,但是该理论缺乏一个相应的工业化理论。实际上,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必须以一国内部的战略性产业发展作为基础,而战略性产业的发展有别于一般性产业发展,需要国家积极介入,将资源投入缺乏比较优势的部门。而国家推动战略性产业发展往往出于政治—军事目的,故战略工业的演化也不完全遵循市场逻辑。近代东亚装备工业的早期发展史证实存在着一种受国家意志支配的战略性工业化,而这种特殊的工业化类型是当前中国所必需的。国安会应高度重视产业安全,并积极推进战略性工业化。 相似文献
5.
近代钦州、北海、防城交通事业的举办与法国的殖民扩张有极大的关系。法国在此着力最早,影响也最深;美国也有一定的影响力。自清末以来,历届中央政府既与法国、美国侵略行为作斗争,又与之相互妥协,以维护国家利权。在这一过程中,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中有关西南路港建设的主张,对北部湾的交通规划建设影响最大。1928年北伐完成,国家重新统一,掀起了交通建设的一个新高潮,但是,对北部湾交通建设有实际性的推进与建设,是在陈济棠主政广东时期推行《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的规划下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济棠是北部湾地区近代交通事业的奠基人。 相似文献
6.
民族国家建构所倡导的地域平衡和公民平等理念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开启后所加剧的区域失衡之间存在结构性的紧张.在“兰州中心说”的理想映照下,这种紧张在近代兰州显得尤为突出.由于军政两界被外省人控制,甘省知识分子的政治出路被边缘化,不自觉地形成了甘省人包办教育的局面.外省人与甘省人在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上的悬殊,导致了双方在观念、思想和言行上的冲突,并引发了兰州教育界的一系列籍贯风潮.甘省人反抗边缘化的努力,反映了他们对民族国家构建的期盼与诉求,构成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 相似文献
7.
虽然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清末已经被中国人所知晓,但是清末民初李斯特经济学说的在华传播主要为零星介绍。1920年代初,通过主流经济学家马寅初的演讲,一种简化的李斯特学说得以在华传播。192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刘秉麟撰写的国内第一本较为系统介绍李斯特经济学说的著作,可以认为是李斯特经济学正式被引入中国的开端。同年,李斯特的著作也被译成中文,并于1927年出版。李斯特经济学于此时被引入中国是与国民革命的形势相适应的。此后中国知识界对李斯特学说的引介又趋于零散化,李斯特学说的在华传播主要靠对相关学者思想的渗透,进而对中国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相似文献
8.
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潮的形成过程。但民族复兴思潮发展到"民族复兴运动",则是1931年以后之事。它率先起于民间,本只是"思潮"的一种强化说法,但这种社会意识氛围却正好为取得执政地位不久的国民党当局所运用。国民党一方面输入传统儒家精神,一方面公开鼓吹独裁救国和对领袖的绝对服从。在多种合力推动下,1930年代中期"民族复兴运动"进入舆论论述高潮。这些论述涉及到"民族复兴运动"的总体阐释,也涉及如何结合各自的行业或从事的事业贡献于"民族复兴运动"。时人迫切希望"运动"能落到"实处",但落实不易,"高潮"成"高调"。 相似文献
9.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