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认知与我国的应对

印度尼西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认知是植根于历史的现实存在,负面认知在佐科政府的政策体现是对我国政策的模糊性。中国和印尼合作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持久难题是如何超越精神文化层面的负面认知问题。正视和理性解决负面认知问题,对于推进中印尼战略对接具有根本性的积极影响。为此,本文提出了应对之策。     

试析推进东盟区域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四维度

区域治理溯源于西方,是国际关系变迁到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自成立以来,东盟在外交上积极进取,地缘空间大大扩展,一种具有东盟特色的区域治理现代化格局正在形成。一是从东盟到大东盟,加快推进区域治理的一体化进程;二是从依附到参与,积极凝聚区域治理的"东盟方式";三是从协作到规制,着力构建区域治理的"大国平衡战略";四是从封闭到开放,不断增强区域治理的改革创新能力。     

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对"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统筹考虑,为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进行的一次重要战略擘画。全会明确指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现代化全局中的突出地位。准确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意涵,要认识到人的主体性地位和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是为人类和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切生命体谋求福祉的现代化;全面认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生动阐释。形成绿色生产方式重要手段、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必要手段的现代化影响。只有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程,领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思想,才能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断向前发展,最终建成美丽中国。     

制度逆变、策略性妥协与非均衡治理——基于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分析

通过对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研究发现,由于贫困识别过程中村民争当贫困户、非均衡的项目实施及“任务式”扶贫产业开发,导致了农村精准扶贫的制度逆变及村民“气”的不断累积。在此背景下,基层政府通过博弈情景下的政策变通、村庄政治生活的选择性平衡及日常治理中的“做工作”等路径,建构了精准扶贫场域下村庄矛盾调处的策略性机制。由于治理主体之间连带性制衡关系的异化及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的非对称性,农村精准扶贫呈现非均衡性治理的悖论。在当前农村精准扶贫的政策实践过程中,需要建构“均衡性治理”的制度体系,推进贫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路径——以“两个结合”为分析视角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经验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在基层的具体实践。以“两个结合”为分析视角,可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历史演进提供方法论指导,厘清“枫桥经验”在产生、发展、创新过程中的历史逻辑,明晰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脉络。纵观“枫桥经验”60多年的发展历程,始终坚持以“两个结合”为指导,以良法善治为目标,不断进行理论上的守正和实践上的创新。新的历史时期,要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以大抓基层为鲜明导向,以法治思维为工作方法,以建设平安法治社会为目标追求,进一步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好运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具体实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敏捷治理驱动的乡村数字治理

乡村数字治理是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基层政府将敏捷治理思维和方法嵌入乡村数字治理体系之中,提供了弹性再造治理空间、灵活设置治理机制、协同参与治理流程的经验样本,建构了乡村数字治理的独特模式。这一模式运作呈现出三种实践取向：一是智治主义取向,指涉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工具搭建乡村治理的数字化平台,打造完善的信息基础架构和治理模块,变革治理信息的生产、传递和处理方式,在此基础上形塑“整体智治”的治理形态;二是简约主义取向,指涉增强乡村治权和主体性,赋予村级组织必要的治理权力和资源,发挥社会内生性力量的自治功能;三是人本主义取向,指涉依循“以民众为中心”的基本原则,使民众成为参与治理流程和评判治理绩效的主体,将民众需求作为乡村数字治理的决策依据和运行基点。     

要素市场化背景下农村集体产权与治权关系的多样化选择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村自治组织的关系是农村基层治理结构中最基本的组织和制度关系。改革以来，农村基层产权与治权及其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随着农村集体产权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与治权关系面临新的挑战与选择。从现实来看，为满足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多样化的实践形式及村民自治有效管理的需要，产权与治权可以根据集体经济的实践形式及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有序流动合理配置的需要和方向，在进一步改革和明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前提下采取“产权明晰、政经同构”“产权明晰、政经交叉”“产权明晰、政经分开”等多样化的组织和结构实践形态，从而推动农村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市场化有序配置，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农村基层社会有序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