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的粮食增产效应

基于中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分区域推进的准实验条件,利用2006—2017年30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粮食总产量的影响。结果显示: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粮食增产有显著的积极效应,但影响效应具有滞后性,直到政策规范实施后的2013年才出现。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政策实施的粮食增产效应是在未挤占经济作物播种面积的条件下,通过激励农户提升粮食复种指数,扩大粮食播种面积而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耕地适度规模经营有助于发挥政策的粮食增产效应,且在农地流转率、劳动力转移率及机械化水平更高的地区有更好的政策表现。     

农民创业行为的种植文化根源——基于“稻米理论”的视角

创业是解决农民就业问题的重要手段,而种植不同作物产生的文化差异可能会影响农民的创业行为。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相比于非稻区,水稻种植区农民创业行为的概率低2.9%。该结论在考虑遗漏变量、样本有效性以及采用工具变量法等多重检验下,仍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水稻种植区在农田灌溉模式下形成的集体主义文化,通过人际信任、风险偏好两条作用渠道对农民创业行为产生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民创业行为打上了出生地种植文化的烙印,主要表现为相较非稻区出生的农民,稻区出生的农民创业概率更低。而且,水稻种植的集体主义文化对女性农民创业的抑制效应更强,也会促使农民更多地采用家族企业的创业形式,其概率高8.2%。     

“挤出”抑或“吸纳”：农机服务如何影响农业劳动力转移

在农村要素市场发育的互动关系中,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务农劳动力具有替代与挤出效应是学界的一致共识。但作为改造传统农业重要力量的农机社会化服务,其本身所具有的革新农业经营方式,吸引农村劳动力留农或返乡的功能并不被主流文献所重视。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分析农机外包服务对农户务农劳动力和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户选择农机服务将有效替代务农劳动力,但并不必然诱发劳动力外出务工,甚至具有抑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部门转移的趋势;特别是在村庄层面,机耕服务的改善将显著抑制劳动力外出务工。机理分析发现,农机外包服务将显著提高农户在农村部门的务工收入;统一提供机耕服务的村庄更可能发展非农产业,从而解答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去向之谜”。正是由于社会化服务所具有的改造传统农业并深化其分工的功能,决定了农业机械替代劳动力并非是单纯地挤出劳动力,反而会拓展农村就业空间。由此强调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将成为农村与城市争夺优质劳动力的重要策略。     

农民生存策略的选择逻辑——基于稻麦村庄农户样本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稻谷和小麦是中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其千百年的种植传统在村庄文化构建与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制度功能。农业自然属性与稻麦生产属性的交织既诱发了中国食物丰裕与饥荒的频繁交替,也形塑了稻区和麦区农民不同的生存策略。文章认为,稻麦种植形成的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蕴含着不同的风险规避机制,从而使农民在饥荒威胁中选择了不同的"逃避艺术",即稻区农民相对强调"齐心互助",麦区农民则倾向于"读书改变命运"。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的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水稻种植村庄,小麦种植村庄的农户具有更高的教育投资水平,并且更加不认同"读书无用论"。机理分析表明,麦区农户之间的邻里互助水平显著低于稻区,而较低的邻里互助水平将提高农户的教育支出。对于麦区农民来说,教育具有重要的体制性生存的工具性功能。因此,稻麦种植特性及其文化意蕴决定了农民规避饥荒的不同生存策略。文章不仅揭示了稻麦种植中丰富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而且对制定现实政策具有启迪价值。     

农业减量化的困境及其治理:从要素合约到合约匹配

农业减量化面临的核心难题是化学品质量信息的隐蔽性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生产要素市场和农产品市场的双重败德行为与逆向选择问题。鉴于专业化的服务供应商不仅掌握化学品质量甄别的专业化知识,而且其用量信息更具可追溯性,所以,匹配要素合约与服务合约就能够规避信息隐蔽性造成的交易成本与风险。为激励农户行为从自我服务向外包服务转变,并维护所缔结服务合约的稳定性,需要以要素合约和服务合约为核心合约,匹配资本合约与产品合约等边缘合约。资本合约表达的资产专用性约束和产品合约表达的委托—代理双方共生关系,能够生成供应商服务质量和减量绩效改进的内生动力。更为重要的是,核心合约与边缘合约的匹配,可以生成减量化的自我实施机制,为化学品减量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提供契机。     

农地产权、要素配置与家庭农业收入

利用广东省2492户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地产权和要素配置对家庭农业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农业生产技术不变的前提下,农地和农业劳动力规模的增加会提高家庭农业收入;农地使用权通过优化农业生产结构而提高了农地规模对农业收入规模的正向激励,但使用权的完善也会激励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从而抑制了农地规模和农业劳动力规模对家庭农业收入占比的激励效果;农地处分权通过赋予农户处置农地和劳动力的权能,分别提高和降低了农地和农业劳动力规模对农业收入的正向激励。最后,对农地流转和劳动力配置行为的分析也发现,农地产权通过赋予主体决策自由,从而提高了转入农地从事农业生产农户的经营绩效和农业收入。     

农地确权与农户政治信任：基于中央和基层组织的分析

农地确权的经济影响效应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鲜有研究关注农地确权政策的政治效应。基于3期农地确权追踪调查数据,利用广义DID模型评估农地确权对农户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确权使农户的中央级政治信任、村级政治信任分别提升0.142个单位和0.215个单位。上述结果在考虑平行趋势、样本随机性、控制潜在遗漏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更换计量模型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农地确权通过降低地权权益的保护成本、提升盘活农地产权收益两条途径对农户政治信任产生影响。进一步分析显示：农地确权执行规范程度越高,不影响农户的中央级政治信任,但会显著提升农户的村级政治信任水平。由此认为,农地确权除产生经济影响外,也是政府投资农户政治信任的有效途径。     

理解县域内的城乡融合发展

无论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还是城市化的“极化—扩散”效应及其关联的涓滴经济学思想,均与中国城乡发展的现实情境存在反差。尤其考虑到中国城乡阻隔的历史遗产与等级产权的制度基因,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着内生性困境。县域是国家宏观治理的基本单元,是汇聚农村人口、融通农村与城镇的核心载体。实证研究发现,以县城为载体的城乡融合发展可以有效改善居民的福利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模式应该实施阶段性的战略转型,在“大国大城”的基础上推进“大国小城”战略,弥补小城镇发展的短板,加快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由此以乡村“镇”兴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推进县域内的城乡融合发展,谋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县域经济发展：中心城市的虹吸或溢出效应——兼论广东县域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

振兴县域经济是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一直以来,关于大城市会如何影响县域经济发展存在诸多争论。本文利用2000—2020年中国县域和主要大城市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1）中心城市的经济增长能够显著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总体上表现为溢出效应。（2）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的溢出效应随空间距离的拉大而减弱,当空间距离超过一定程度时,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则表现为虹吸效应。（3）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的溢出效应随着两者初始经济差距的拉大而不断减弱。（4）在发展初期,中心城市更可能对周边县域产生虹吸效应,而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中心城市对周边县域转变为溢出效应,对边远县域则产生虹吸效应。上述研究结论对于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的滞后现象具有良好的解释力。因此,大城市发展和县域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必然存在冲突关系,关键取决于大城市及城市体系是否合理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