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约多重角色折射的清末新疆治理图景

清乾隆年间在新疆局部设乡约以协助官方治理基层社会,清末新疆设省后建制划一,将伯克裁改为乡约以期沟通官民。吐鲁番厅汉回乡约以多重身份参与司法活动,查验案情、调纷止争、出保具结以促进社会安定,但乡约因权责利不相符而使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缺乏稳定性及可靠性。清末吐鲁番厅乡约在司法活动中的多重角色及其参与词讼之裁断方式表明,新疆建省后努力在制度文教方面与中央王朝趋同,但限于自身社会文化环境与中原的差异性及清廷衰微之势,新疆制度革新之路实属艰难。实践表明新疆基层社会治理不能倚赖乡约而需大力推行文教以改善软环境,且边疆稳定仰赖中央的强盛。     

《物权法》第24条之立法论检讨——以登记动产物权变动的登记对抗规则为对象

从比较法角度看,与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相搭配、以为特别法持有的强制登记态度为其适用前提以及仅将"善意第三人"限定为未经登记的登记动产物权变动所不能对抗的主体,此三项为我国《物权法》第24条记载的登记动产物权变动登记对抗要件的具有制度意义的标新立异。但这些标新立异都显得非常不恰当,致使此条完全没有必要存在于这部法律中,故我国民法典"物权编"实不宜再将此条纳入其中。     

公民身份的历史演变及其当代启示

在西方公民身份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古希腊和罗马是公民身份的开端阶段,通过政治改革,平民在城邦中可以与贵族分享政治权力;在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社会,公民身份总体上处于衰落,但中世纪中后期兴起的城市市民身份为现代公民身份的复兴打下了基础;在现代立宪国家,公民身份通过宪法在国家中确立了它的主体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身份得到了普及,其内容也得到了充实。西方公民身份的历史发展体现了公民所具有的政治权利、自由、平等、公共事务与公共利益以及民事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内涵。在我国,公民概念应当以政治权利内涵为中心,重视社会权利的内涵:政治权利需要在宪法法律的规范下通过温和的、循序渐进的、商谈的方式来进行;社会权利应当通过法律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并特别注意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金融法重构之社会基础:金融利益关系统合化运动

金融利益关系的运动轨迹是金融法重构的基础。通过分析金融利益关系重整、系统性风险、次贷危机三者"前推后"的因果关系脉络,以及"重整"的具体安排、变动过程,推知金融利益关系运动规律与统合化发展趋势。并通过分析"重整"的产生原因,得出金融创新与金融法约束的应然适度关系。基于以上规律、趋势与关系的总结,提出金融法重构的框架思路。     

垄断行业反垄断法实施的困境与出路——以法经济学为视角

我国反垄断法在垄断行业实施,存在依据什么法来反垄断和谁来反垄断的双重难题。从法经济学的视角看,厘清反垄断法与行业法的关系,建立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协调制度,最终由反垄断执法机构统一执法,方能降低反垄断法实施的成本,提高执法的效率与收益。     

我国律师性质的流变与重塑——从“本位主义”到“自由职业”

从历史角度分析,我国律师性质从非法走向合法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恢复律师制度建设以来,我国对律师一直沿用着"本位主义"的定性模式,经历了"国家本位主义""社会本位主义""当事人本位主义"三个阶段。现行的"当事人本位主义"由于依然没有破除律师的依附性,而面临着三重困境:法治信仰的失落、职业形象的恶化和职业理想的破灭。我国律师行业应属自由职业,因为律师与自由职业者的特征相契合,"自由"与法律职业精神相契合,宪法上的辩护权和平等权也要求律师为自由职业者。律师作为自由职业者的意义来源于其对"本位主义"依附性弊病的克服,其有助于律师制度性和社会性功能的实现,有助于保障公民的尊严价值。最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从观念层面和制度层面构建从"本位主义"到"自由职业"的桥梁。     

构建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的校园欺凌社会化防治体系

通过吸收借鉴学术研究共识与域外成功经验,我国已建立包括政府、司法机关、学校等多元主体参与的校园欺凌社会化综合防治体系,但该体系实际实施效果远未达到预期。原因就在于该体系的核心主体政府与学校之间职责分配失衡,集中体现在校园欺凌防治的事前预防阶段,政府职责严重缺位,学校职责配置超出其胜任范围。政府购买反欺凌教育服务能够使政府职责归位、优化和富有效能,且有助于教育的平衡发展。     

传统文化视域下的企业和谐管理研究

本文以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为指引,以企业和谐管理为切入点,阐释了传统文化和谐视域下的和谐管理理论内涵和机制,探讨了传统文化和谐管理理论运用于企业管理实践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