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与历史地理学研究

郑天挺在1923年至1934年间主要讲授世界人文地理和古代地理学,并刊出两部讲义:《古地理学要略》和《世界人文地理讲义》。同时,他是最早对《禹贡》进行全文释读的学者之一,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基本问题都有涉猎,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发展史上应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在西南联大期间,郑天挺一度以撰写《南诏书》为目标,研读西南史地书籍;采用以音证史的方法,撰写西藏史相关的论文,批驳当时国际上的有关谬说,显示出其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国际学术视野;积极参与云南地方史志事务,开展学术演讲,为地方发展出谋划策。即便在"文革"期间撰写丝绸之路的文章,他也坚持以史料为基础,针对国际学术界相关动向,提出新说。对郑天挺历史地理学方面成就的梳理,既有助于全面认识郑天挺的学术成就,也有助于深入认识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的发展。     

从营盘到犍陀罗——丝路希腊化艺术遗产中的“罗马”因素

1995年发现的营盘男子,其身上罽袍纹样风格过去常被称为"希腊化的"或"希腊的"。本文认为,就纯粹的视觉术语而言,罽袍衣饰采用的图像学语言确实属于希腊化遗产的一部分,但实际上还需考虑罗马艺术的影响。由于现代学术研究中希腊文化的权威性和优先性,以及单一文化标签导致的局限性,罗马帝国在古典图像传播运动中的独立存在与自主发展常常被低估和忽视。事实上,它不仅在犍陀罗艺术品外观构成的影响因素中占据一席之地,也可以为解读营盘罽袍上的艺术元素提供更为合理的参照角度。     

孔子:大地上的行道者——从人类生存的整体性理解孔子思想

孔子预设了当下世界中人类群体生存和发展的绝对性,在天命所照耀、先王伟大传统所灌注的人类整体性存在的视域内,将"仁"显明为人类群体秩序建构的内在亲和力,将"礼"提升为人类群体生存的本质形式,从而为人类整体性存在赋予一种来自天命的神圣辉光,并以自己的亲身践履为身后的大众启示了一条通向人类尊严的大道;他促成了道德标准的内在化,催生了以"行道"为职志、以"圣人"为人格理想的士人阶层,为社会大众提供了在群体中成就自我的方式和途径;他"下学上达"的天命观照亮了人性的幽暗和文化的永恒,开启了人性、物性与天道相贯通的途径,为天下一体的人类礼仪性存在赋予无可置疑的神圣性,标志着即将进入文化勃发期的中华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觉知和对未来的祈愿。     

明清之际福建士绅的海岛移民及其生活样态

明末隆武政权垮台后,在福建沿海地区诞生了一批特殊的移民群体,主要由来自漳州府、泉州府等地的福建士绅组成,在地缘与时局因素的影响下,他们向厦门、金门等海岛移民。由于政治参与活动不一,他们在群体构成上较为复杂,且受战事影响,颠沛流离、贫苦困顿是他们的基本生活样态。但由于地缘相近,这些福建士绅在移民前的亲友关系得以延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忠义"为核心的新的交游网络,进而形成颇具特色的移民文化。     

明代河南黄河水患影响探析

明代河南黄河水患的频仍与严重,给明王朝造成巨大影响。其加速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流、湖泊、平原等自然环境的恶化;制约了黄患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使许多濒河城镇走向衰落;促使了包括总河在内的治河官职设置,也引起了官场生态变化,同时由于土地兼并加剧与人民不堪重负使社会矛盾激化;使明代治河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些影响促使清朝治河行动更为积极,也足以使今人对黄河现状加以深思。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解——《汤盘铭》郭说补正

《礼记·大学》记载了所谓《汤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历来学者都是从伦理道德角度解读的,即日新其德。郭沫若先生首先对此表示质疑,结合近世发现的三勾兵商戈铭文,认为是对"兄日辛,祖日辛,父日辛"的误读。对于郭氏新说,学界有反对者,郭说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本人认为郭说可信,分别从古文字在商代初年的存在形态、甲骨文祭祀早期先公多在辛日,以及古代宗庙昭穆制的产生等角度,为郭说的成立提供了辅证。     

光绪慈禧崩逝后檄文事件考论

光绪、慈禧去逝后，留日学生朱增澹等人冒用杨度所创立的宪政公会之名向国内各地寄送传单，攻击袁世凯弑君谋逆，影射醇亲王载沣谋子即位大做手脚，号召国人兴兵入京杀袁世凯为光绪皇帝报仇。传单引起清廷内部极度恐慌，下令对来自海外的信函严密检查，并请求日本政府协助调查传单的制造者。日本政府警告朱增澹等人停止寄发传单，但并没有将调查结果通报清政府。清政府虽怀疑是侨居日本的中国人印制并传播了檄文，但究竟何人所为，清政府始终未能获悉实情。     

明代方志书写中的权力关系——以正德《姑苏志》的修纂为中心

明弘治至隆庆的80年间,苏州地区府州县成型方志修纂处于宋元以来的高峰期,以丁忧、致仕官员领衔的居乡士绅掌握了书写各自属地方志的优先权。吴宽、王鏊等九位来自吴县、长洲的在地士绅,凭借各自仕宦经历、科举功名、本人或家族的交游网络成为正德《姑苏志》的书写者,拥有将私人书写转化为地方公共书写的便利,但化私为公的程度有限,更主要地体现了他们接续前贤为地方存史的目的,以及带有个人色彩的地方文化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