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嵇康的玄学思想

作为"竹林七贤"的主要人物和魏晋玄学的重要代表之一,嵇康的玄学思想是丰富的、多面的,其本质是"外道而内儒",但是又外不甘于道、内不甘于儒;其玄学思想包括元气自然论、智慧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政治思想,长生不老的养生思想,以及"声无哀乐"的音乐美学等。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义赈”及其作用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采用委托慈善组织办理赈济的办法,使义赈组织成为此次救灾的主体,并有效促进了民间义赈事业的发展。为加强各义赈组织之间的合作,专门成立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开创了义赈组织联合办赈的先例。义赈组织不仅为此次水灾筹集了大量资金,而且受委托办理"急赈"和"官赈",并在"散赈""灾民收养"和"灾后恢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赈灾款物筹集困难、义赈组织间的协调性不强等原因,导致"义赈"多集中于某些重灾区,且赈灾款物分配不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义赈"在此次水灾救济中的效果和作用。     

研究邓小平理论务实可持续发展——兼论综合规划宏观协调的基本要领

本文从大协调学的角度研究了邓小平理论对务实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在大尺度上研究了邓小平理论产生的必然性和邓小平理论的逻辑结构,进而运用邓小平理论和有关科学,论述了实施可持续发展需要搞好综合规划、宏观协调和健全领导工作责任制,并提供了有关方法.     

儒学与学问——关于儒学思想发展的学问化/人格化路径的省思

儒学,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学,究竟是学问,还是哲学、宗教、科学?这是儒学传承历史中的重大问题,也是儒学思想现代化特别是儒学思想当下生存和未来发展所直接面对的根本问题。从儒学思想自身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看,儒学思想的学科性质以及关于这种学科性质的理解,构成了儒学思想自身传承系统的演化路径和存在状态;在全球化语境中,儒学思想的学科性质以及关于这种学科性质的理解,决定了儒学思想当下生存和未来发展的前途和命运。虽然,在儒学思想自身发展的历史上,儒学曾经被作为哲学（哲理化）、宗教（信仰化）和科学（技术化）而获得传承和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但由于遮蔽了儒学教化个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的学问根本,从而也就与现实的个人的生活世界渐行渐远。在市场经济生活方式渐次主导社会生活的今天,激活和启动儒学教化个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的学问根本,有利于克制道德冷漠、伦理疏松和人性功利化的趋向,也是儒学思想在全球化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可能路径和生存策略。     

晚清民国西北行记的精神呈现

晚清民国西北行记多层次展现了西北社会各界的优良精神风貌,在行记作者笔下,一些西北上层人物对于自身使命有自觉意识,对时代主潮持理解态度,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也能坚定维护。由于不少行记作者曾接受过现代文明的洗礼,他们注意发掘普通移民、欧美传教士、科教界优秀分子乃至红色革命者投身开发建设西北事业时所表现出的优良精神品格。在与西北普通民众的广泛接触中,行记作者被他们的淳朴善良与坚毅顽强打动,竭力发掘其中所蕴含的精神富矿。行记作者万里远游,他们的笔记本身,也彰显了一类现代知识分子对于家国天下的使命担当以及所受到的精神淬炼与提升,证明了西北大地对于培育伟大民族精神和崭新时代精神,能起到重要作用。西北行记的精神书写,让行记文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获得了新的生命。     

清代旅浙徽州藏书家鲍廷博与吴骞的交往考察

鲍廷博与吴骞是清代旅居浙江的徽州藏书家，他们居住的地方即现在的嘉兴地区。二人因共同的藏书爱好而结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收藏书籍过程中的诗文互动、校勘题跋等活动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友谊。与此同时，在他们的交往活动中，不少江浙文化名人也参与其中，共同的书籍收藏喜好繁荣了当地的文化，客观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扩展了徽州文化的影响。而《吴骞日记》更是记载了不少关于鲍廷博的生平活动，尤其是对两人以藏书活动为中心的往来有很多详细描述，这对补遗《鲍廷博年谱》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同时也为从另外一个方面了解鲍廷博的人生轨迹提供了视角。毫无疑问，鲍廷博与吴骞的这些藏书文化活动让寓居地人民对旅外徽州人的评价也产生正面影响，因此深入研究他们的交往，对后世学者了解当时旅居浙江的徽州人融入当地社会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