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指向抑或利益指向:纠纷解决机制生成的另一维度

传统的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两分模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权利指向和利益指向两分模式可以揭示纠纷本质.权利指向型纠纷解决机制以权利分配作为纠纷解决的基础,比如诉讼、早期中立评估制度;利益指向型纠纷解决机制则以利益分配作为纠纷解决基础,比如调解制度.不应将权利与利益不同指向的纠纷解决机制发展成双跨不同指向的"全能明星",制度异化将导致"当判不判"、早期中立评估制度的中立人为促进和解而导致评估失实、以判压调等弊端;理应将颠覆纠纷解决机制本质的因素去除,并应同时做好制度之间的衔接;不应只用单一的调解率来评价纠纷解决机制,而应采用多元化的科学评价体系.     

见义勇为立法的思考

几乎所有的法学教材和论文认为 ,见义勇为是无因管理的特殊类型 ,二者关系是种属关系 ,笔者对此提出了质疑 ,并对见义勇为与无因管理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比较 ,得出了见义勇为具有公法性质 ,在保障见义勇为行为人的权益时 ,应体现国家和政府的相应责任 ,并论证适用民法中无因管理制度无法保护见义勇为行为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也不利于鼓励见义勇为行为。因此 ,强调国家和社会的相应责任 ,完善社会救助立法来保护见义勇为行为人的合法权益     

农民集体的土地收益权保护

目前,农民的权益保护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然而人们在关注"三农"问题时,农民集体的权益往往被忽视,农民集体的土地收益权更是不能得到有效保护.保护集体土地收益权,保证农民集体稳定而充足的收益,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集体土地的收益主要来自于土地利用和土地流转.农民个体在征地中收益分配的增加,不能简单地从农民集体收益中化转,而是应保护农民(包括个体和集体)享有对土地收益增值的权益.要实行更加严厉的耕地保护政策,就必须下决心让政府退出土地经营,而让政府退出土地经营的最好办法则是让农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收取土地承包费是基于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地位,对其土地利用有权获得收益,在形式上,是由发包人与承包人经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收取.至于发包人是否收取土地承包费、如何收取,应该由土地所有者即农民集体来决定.     

我国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并行与融合

当前,在我国法律体系内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采用了并行模式。并行模式关注于环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差异性,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利益维护。这虽然看似诉讼目的明确,符合环境权益救济需求,但其实际忽视了环境的整体性特征,不但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梳理,而且容易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甚至可能出现相互矛盾的裁判。面对并行模式存在的弊端,我国部分学者提出了强制合并、混合并存、另赋实体请求权、诉讼信托、诉讼担当等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融合模式,上述模式分别从诉的合并和诉讼实施权融合两个方面对融合方式进行了探讨,但是其中仍存在当事人诉讼选择权忽视、公私益失衡以及责任重复认定等问题。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使更多的人开始关注环境质量,环境公益诉讼的数量日渐增多。基于环境问题的关联性、潜伏性特征以及环境侵害发生的阶段性机理,环境诉讼中环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交叉使得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融合成为应然趋势。在尊重环境整体性特征的基础上,以追求环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平衡为原则,结合我国实际,以具备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作为枢纽,充分利用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以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起诉权,构建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新融合模式,将有利于诉讼目的实现。新融合模式强调发挥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效能,争取将同一事实产生的公私益诉求在同一时段提出,并依据诉的合并将两者合并审理,继而,在进行责任认定时,关注公私益交融之处,实现责任公平分配。新融合模式尊重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避免了责任的重复认定,节约诉讼资源的同时提升了诉讼效率,不失为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理想选择。当然,该模式尚处于理论初探阶段,要想真正具备实践性还需要在自诉讼制度、监督机制以及协作配合等多个层面进行建设构想,从而为环境诉讼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探析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监管的法律问题

"融资难"一直是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一问题尤为显现。作为小额信贷机构之一的小额贷款公司在当前经济背景下对缓解民企融资难题、稳定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可忽视。目前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性质界定为普通公司,但其从事的业务却是"只贷不存"的金融类服务,这种"身份上"的缺失使其处于监管的半真空状态,为小额贷款公司未来发展增加了不确定因素,甚至影响其日后的转型。     

对选择适用简易程序被告的“从宽性”研究

简易程序的充分适用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并且可以营造"多赢"的局面。然而,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的被告人的"从宽性"规定仍不全面,并且也缺乏鼓励"因素"。因此,从国内外立法实践出发,创新性地从"实体法"角度与"程序法"角度共同论证对被告人从宽的"应当性",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从宽幅度的立法建议。     

美国未成年人案件保密性原则及其松动

美国未成年人案件保密性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比较复杂。基于"双轨制"现实,未成年人身份过错、偏差及轻微犯罪案件通常由少年法院审理;而对于较严重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则会移送至刑事(成人)法院审理。对于后者,因其刑事性质,被移送受审的未成年人将被视为成年人受审,其案件庭审及记录除特殊情形外原则上不予保密。而对于前者,此类案件大体上适用保密性原则。不过随着对儿童利益最佳原则及防卫社会的双向反思,对在少年司法体系内的较严重犯罪案件与虐待、遗弃及照管不良等案件,少年法院保密性原则亦有较大松动。     

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司法边界刍议

克服学界对仲裁与司法关系分析方法的单向性,引入双向互动研究方法构建全面认识两者关系的同一对话平台,基于此,将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司法边界定义为以公正为首要价值且兼顾效率,并考虑到争议的特殊性质和仲裁与司法之间解纷资源分配的情况,以立法的授权和禁止为起讫,体现各具体制度中仲裁与司法就公正与效率、内国利益与条约义务、意思自治与司法强制之间的此消彼长,直观反映仲裁与司法之间双向互动作用的事实和法律范围。     

专利产品平行进口规制措施研究

平行进口问题,自《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下简称TRIPS协定）对此持回避态度以来,学界对该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平行进口合法与否的角度,有＂权利用尽理论＂、＂进口权理论＂、＂地域权理论＂、＂默示许可理论＂等众多理论。在平行进口合法性相关理论建树已蔚然大观的情况下,我们应将关注点转移到如何具体规制平行进口的措施设计上。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笔者对于如何具体规制专利产品平行进口问题提出了一些完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