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普世伦理构建中的内在矛盾

伦理学界对普世伦理是否可能和可行的争论颇为激烈,普世伦理似乎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理性的可能性和抽象的现实性、道德主体的共性与利益主体的多元、基本共识的底线伦理与道德境界的理想追求、理论普世与践行阈限是其几种突出表现.细究其因,在于双方观点仅就普世伦理的某一个方面而言,都有其合理性,但在分析问题时,却似乎忽视了道德是"应然"和"实然"、"绝对性"和"相对性"、"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即"反映现实道德生活"与"追求理想道德境界"的统一,从而使问题沿着两个方向走向了对立的两端.     

清代中期《金瓶梅》戏曲在北京的传播

清代中期,北京戏曲舞台上演绎的很多曲目取材于《金瓶梅》,人物情节虽较小说略有变化,但继承关系明显。大量的《金瓶梅》戏曲演出史料以及相关禁令无一不彰显《金瓶梅》在清代中期北京传播的广度。文人墨客或者达官贵人对《金瓶梅》戏曲的接受程度和对演员的评价再现了戏曲《金瓶梅》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     

小说序跋与《水浒传》在清代的接受

受制于清廷的文化政策和时代思潮的理学化,《水浒传》在清代的接受一直处于被遏制的境地。小说序跋是清代文学阐释的重镇,而序跋者出于各自不同的文化立场和对水浒禁毁令的毁誉,在评价《水浒传》时,表现出了鲜明的对立观点。"诲盗说"与"尚义说"的二元冲突对立成为清代解读《水浒传》的重要两极,进而奠立了清代《水浒传》接受的两条截然相反的阐释路径。《水浒传》序跋的商业化解读不仅远离了对艺术真善美永恒价值的追求,同时也将文学引向一味迎合受众的深陷俗滥泥潭的不归之路。     

微博环境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研究

社会转型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复杂的局面,如何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时效性,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工作中,是亟待解决的课题。随着微博时代的到来,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创新提供了契机,同时也带来了挑战,我们应正视其影响,利用微博传播特点,发挥其社会影响力,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     

“中国·徐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层论坛”综述

2009年11月21至23日，由中共徐州市委、徐州市人民政府主办，徐州市委宣传部、徐州工程学院、徐州市文化局共同承办的“中国·徐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层论坛”在徐州工程学院举行。本次论坛紧紧围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这一主题，分别从理念创新、模式探索、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实践探索与政策保障等专题展开讨论。     

论中唐士伎同悲诗

中唐是唐代诗歌的新变时期,白居易、欧阳詹、刘禹锡等诸多诗人创作了不少士伎同悲诗。这一诗潮产生的原因是中唐以后伎乐的繁荣发展及中唐士伎的共同悲剧性命运造成的。士伎同悲诗体现了中唐诗人对自身命运的认知与体悟。从古代文人的臣妾意识到士伎同悲,反映中唐诗人在政治面前无奈后转向关注自我的回归与自伤身世的醒悟;另一方面,在文学中将女妓提高到与士子齐同的地步,这不仅为诗词转递期的作家提供了心理适应,也是文学女性观的一大解放,有助于唐宋文学女性题材作品的进一步发展。     

时间副词“快要”与“就要”的语义特征及主观化假设

＂快要＂的语义特征主要表现为短时性与客观性,＂就要＂的语义特征主要表现为促发性与主观性。二者在语义特征上的差别是造成其用法差异的根本原因,其与时间名词、时间副词、＂了＂的共现情况为其语义特征提供了有力的形式验证。＂快要＂作为时间副词的稳定程度要高于＂就要＂,但其主观性程度却远远低于＂就要＂。     

从《金瓶梅》看明代城市手工艺制作的水平及其商业化

《金瓶梅》作为一部伟大的写实主义小说,记载了明代商业经济发展中工商业者的生产与生活,尤其是对手工艺制作及其商业经营的描写涉及到一些手工行业商业化运作的情况,如经营模式、经营规模、经营的商品内容等,为我们了解明代手工艺制作水平以及工艺品的商业化情况提供了最直接的材料。     

三言二拍中的监生形象探析

在“三言”、“二拍”中,小说作者塑造的一系列监生形象,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一、生性风流,贪恋女色。二、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三、贪图钱财,不择手段。监生形象所具有的这些特征之所以在小说中如此艺术地逼真地体现并得到当时社会上的广泛认可,一方面因为监生这一形象本身具有一定的现实性,是明代中后期相当一部分人通过金钱财物获取功名地位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与作者本人的经历、作者的小说创作观及其社会舆论对监生种种劣行的态度与看法有很大关系。     

现代汉语语法混用现象的分析和探讨

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则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和其他语法规则相混用的情况，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发展趋势，对于这一现象我们要做出合理分析。一方面我们要描写这种语法混用现象的具体情况，其次要进一步分析这种偏离某一语法体系的创新现象。使我们的语言向着健康、规范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