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的伦理学意义的孕育与确立

中国自古以来就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礼"的传统源远流长。"礼"的起源很早,但起初它并不属于伦理道德的范畴,而是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和政治色彩。"礼"成为伦理学范畴,是经过夏商周三代直至孔孟才得以完成的。孔子在维护"周礼"的努力中对"礼"之深层的精神内核进行挖掘和创新,使之成为伦理关系的理想模式;孟子设计了由仁、义、礼、智构成的德性结构,使原来外在的"礼"内化为本心所具有的一种内在属性。     

荀子“礼”论的多维意蕴

孔孟荀之间的学术流变是反映先秦原始儒学发展演进的一条重要主线。荀子与"孔孟"相比,如果说孔孟之学是"以仁为本"的话,那么,荀子之学则可谓是"以礼为宗"。"以礼为宗",突出规范之于秩序建构的作用,体现了荀子在战国晚期新的历史语境下对群体社会秩序问题的关注和思考。"礼"无疑是荀子哲学中最核心的概念,其所言说的"礼"不仅是实现群体社会秩序的保证、是成就个体道德理想人格的依循,还是天道宇宙运行的依据,由此,荀子的礼论就有了政治学、伦理学和形上学的多维意蕴。三方面比较而言,"礼"首先是政治学意义下的,其次是伦理学意义下的,最后才是形上学意义下的。这种区分,与荀子哲学经验主义、现实主义的进路以及重建秩序的强烈政治追求紧密相关。     

“秦关楚路”:北周射礼的文学书写及其影响

北周射礼建制在宇文邕治下达到顶峰，与之相匹配的文学书写在庾信、王褒等降北南士的主导下，一反政治领域“糠秕魏晋，宪章虞夏”的宗周复古原则，突显宗法汉晋的旨向，体现出鲜明的南朝化特征。庾信、王褒为适应宇文邕政权结构调整和一统齐、陈的军政需要，在胡汉二元政治思维的框架下，推尊北周王祚正统，继承汉晋以来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颜延之、王融等所奠定的阅武、校射、田猎、游放、宴射、祓禊等文本传统，造就了北周马射赋、观射诗、武将碑铭、燕射歌辞的官样范式，对隋唐射礼赋、边塞诗的发展颇具推动之功。     

略论西汉与匈奴的和亲政策

"和亲"作为中国历史上通用的一种处理少数民族与其他国家关系的特殊手段,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很长时间.而西汉王朝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和亲创始王朝,其和亲政策更能反映出最初的和亲政策对一个王朝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两个民族之间关系的影响,这对我们研究整个中国的和亲史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就西汉王朝与匈奴之间和亲的三个阶段来进行简单梳理.     

朱子人心之学的三元义理结构

一直以来学界对儒家心学的研究主要注目于孟子心学和陆王心学,较为忽视朱子心学。其实,在朱熹思想系统中,人心之学是极为丰富的,包含着心性论、心理论、心事论、心身论和心知论以及“道心人心”说、“心统性情”说等内容。它阐明了人心是人待事、处事、做事的动力、标准,是人社会实践活动的精神基础。朱子人心之学大致可以从三大方面加以探究：一是人心本质论,借助于对心的深入思考和辩论,朱熹建构了独特的心性论、心理论、心事论、心身论和心知论等;二是人心类型论,朱熹对心的类型、形态进行不懈思考,和二程一起共同建构了人心道心说;三是人心功能论,朱熹对张载“心统性情”说做了创造性发展,从性体情用、情动心兼动静、理在人心等方面呈现了心的重要作用与地位。人心本质论、人心类型论和人心功能论三者构成了朱子人心之学的三元义理结构。     

周汉儒学转型期中的“尊王”与“王鲁”--兼及《谷梁春秋》和《公羊春秋》的两汉命运

作为中国经学特别是《春秋》学的两大命题，“尊王”与“王鲁”分别主要出现在《谷梁春秋》的经传与《公羊春秋》的经传汉注中。二者所蕴含的截然不同的思想，在本质上决定了《春秋》二传在两汉的地位，甚至对中国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卫玠家族关系考论

卫玠其家族河东卫氏为当世大族，河东卫氏依托地理条件，凭借政治势力，利用文化积累，组成了一张复杂的关系网络，在西晋一度成为炙手可热的大族。但在西晋社会动荡的局势下，河东卫氏很快冰消瓦解，以至后继无人。卫玠正是这一切的见证者和亲历者。     

哲学本质究竟所是论

哲学由人的终极求知本性和人类生存、生活实践的终极需要所推动,应这种终极本性和需要而诞生。由这种终极需要赋予了其天职与基本使命,从而先天地决定了其基本功能,进而决定了其应有的基本特质。这种基本特质就是对世界统一性的理性或理论性把握,它构成了哲学的一般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