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赤都”莫斯科的《新青年》阅读场之构建

《新青年》多达千余人的留学苏联东方大学、中山大学的学员由于倾向于革命政治教育，无疑是最为特殊的《新青年》阅读群体。旅莫群体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学习，是能够在理论上而非政治实际上对《新青年》进行批判、辩论等价值重估的。从阅读角度来看，《新青年》是该群体出国前思想启蒙的阅读文本，也是在苏联时期国内政治信息交流的阅读文本，更是其归国后重新审视国内政治的文本，因此显得异常重要。留苏群体所构建出来的《新青年》阅读场域无疑有别于国内，以留苏所接受的“先进”理论的审视多于国内阅读的政治引导。从该群体对《新青年》的阅读、接受、批驳等舆论，也可以观察到早期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国际之间的政治互动。     

立人·立德·立国:五四新文化的运动逻辑

以"新人"为突破口,通过"新道德"的换血,从而达到"新国家"的目的,乃是五四先驱的一个基本逻辑构成。将"心身薄弱"的"纨绔子弟"改造成"心身两全"的"朴茂青年"也就成了五四先驱最初追求的"立人"目标。所谓"心身两全",就是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但当《新青年》"主撰"意识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后,"德育"便作为不二的启蒙法门被给予了超负荷的重托。至此,五四先驱的"立人"目标已由原先的"心身两全"变成了"以德为主"。要"立国",须先"立人",而"立人"的路径则是"立德"。他们的这种以"新道德"的换血来造就新国民、新国家的理念与中国古代的"修身治国之道"可谓如出一辙,其中无不蕴含着浓厚的家国情怀。     

绿色边缘:宋代江湖士人的文化

宋代以隐士、居士、游士为代表的江湖士人,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常规存在形态。他们普遍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或经学研究和诗文创作并茂,或博览群书、博学多闻,或为不容忽视的藏书家,或为成就突出、影响诗坛的著名诗人并曾在音乐史上做出重大贡献的音乐家。其主要文化特点,即特立独行、淡泊名利、追求自然。这种士人本真的存在方式,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很高的价值:充分表达了做人的尊严和自由,不仕的高尚使之占据了道德高地,作为独立知识分子最可贵的是独立思考,其创造的智慧弥足珍贵。宋代江湖士人比前代大为增多,是一个难以估量的巨大数字。宋代江湖士人自我边缘化即田园化、民间化,虽身处民间,却神居云端,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他们代表着民间文化和民间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度,于官场有无用之用,为传统文化增添了一股别样的精气神。     

一战前后英国的“圆桌”集团及其争取帝国联邦的努力

一战之前,面对帝国严重的内外危机,英国的一些帝国主义者创建了以实现帝国联邦为目标的"圆桌"集团。在吸收"集权联盟"实践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他们希望通过长期影响公众观念,为将来发动一场帝国联邦运动做准备。他们对作为其核心的、曾在南非统一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幼儿园"集团的经验,进行了照猫画虎般的复制。然而,一战却成了"圆桌"集团及其帝国联邦计划的转折点:战时的政策与环境、战争的结果以及进行战争的协同努力,对其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战争中发展成熟的自治领民族主义对帝国内部残存的宪法关系的挑战,更排除了其计划的可能性。     

“蚁穴”外交与条约体系——1921年端王回京事件与北京政府的应对

1921年上半年,在义和团运动中被当作祸首而发配在外的前清端王载漪,打着回京就医的旗号扶子媳灵柩回京,引起了外交使团的强烈抗议。北京政府为冲破条约体系的束缚,在此事件上对端王百般维护,"蚁穴"式的修约努力体现得淋漓尽致。最终端王在外交使团的反复要求下被逐出京城。端王的个人悲剧同国家命运相结合,让这一事件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反映。     

宋庆龄与“保卫中国同盟”慈善义演活动探析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为了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于1938年6月在香港成立了国际统一战线组织——保卫中国同盟,通过多种渠道筹款开展救济活动,其中义演筹款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举办音乐会、慈善舞会、游艺会、义赛、义映电影等形式进行筹款,为战时孤儿、伤兵难民、受灾民众等提供援助。其作用是双重的,即一方面扩大了宣传,另一方面使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到救助。     

宋代官员回避制度研究

宋代是官员回避制度的成熟时期。宋代回避制度对官员有着严格的限制,从官员科举入仕到任职期间的人事调动和任免等都给予了明确规定,其具体内容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科举回避。宋仁宗时期,科举回避制度得到发展;南宋时期,明确规定参加科举考试之人要回避在当地为官的亲属等人,而且对各地的解额也做出了严格规定,完善了回避制度;宋孝宗时正式将科举回避的规定写入省试条法之内。二是籍贯回避。宋太宗时期,下诏登记官员户籍,开始实行籍贯回避制度;宋真宗时期,针对特殊的地域状况,放松了对官员任官籍贯的限制;宋神宗时期,规定不得任用本地人为官,以免出现割据作乱的情况;南宋时期,为解决大批南迁官员的人事任用问题,重申籍贯回避制度。三是亲属回避。宋真宗时期,规定经略安抚司和监司等官,在同一个地方任官者须避亲。宋朝荐举人才时,也须回避亲属。四是同年回避。宋朝建立之初,司法案件的检查、勘验者与审判者,如果是科举同年的关系,需要回避。宋真宗时期,朝廷又规定:司法官员只须回避同年同科者,同年不同科者不在回避的范围之内;随后,又取消了既是同年又是同科及第官员互相回避的规定。五是司法回避。宋神宗时期,回避制度的范围有所扩大,实行了司法回避,南宋时期司法回避得到了严格的执行。六是同僚不和回避。宋神宗时期,同僚不和也在回避的范围之内。宋朝官员回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势力的发展,加强了中央集权,对澄清吏治和减少腐败也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受到皇权和权臣的影响,其执行难以尽善尽美,也没有改变宋代吏治腐败混乱的局面。宋代官员回避制度对今天的人事任职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要以史为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发挥回避制度的积极作用。     

“贾颍”水运航道变迁与周家口兴衰研究

从先秦时期的鸿沟到唐宋时期的惠民河，再到元明清时期的贾鲁河，“贾颍”水运航道经历了多次变迁，在不同历史时期处于不同的地位。特别到了清中期，达到鼎盛的“贾颍”水运推动了依赖于航道的周家口市镇经济快速发展并到顶峰。后来，伴随着航道的衰落，周家口商业经济亦走向衰落。     

王权主义历史观的有效性及其证成

<正>南开大学以刘泽华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群体,早已引起学界之关注,笔者也曾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为题,给他们写过评论1。但是,在看到他们集体撰著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出版的时候,还是再次激起了我的景仰之情。该著的出版,使"王权主义学派"有了更具标志性的成果,王权主义历史观的有效性也再次为更系统的思想史研究所证明。在该著出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