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背景如何影响儿童学业成就?——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差异分析

对于家庭背景与儿童学业成就间的关系,既有研究大多着眼于家庭背景对最终教育获得的影响,但教育获得是一个连续过程,对受教育过程缺少分析,就难以理解家庭背景影响儿童受教育机会的过程性机制。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基线数据(CFPS2010),探讨了家庭背景影响儿童学业成就的路径和机制。本文分析结果表明:(1)家庭通过其社会经济资源为儿童提供有差异的教育机会,进而影响儿童的学业表现;(2)家庭通过家长的教育参与和行为支持,培养儿童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从而对其学业成就产生影响。进一步的探讨还发现,家庭背景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路径和机制具有显著的城乡差别,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城市学生成绩的影响大于对农村学生的影响;相比城市学生而言,农村学生的学业成就更多地依赖于自身的学习行为。本文的研究发现对如何缩小儿童学业成就的阶层差异以及促进教育公平提供了依据。     

中国高等教育中的自主招生与人才选拔：来自北大、清华和人大的发现

本文通过对“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中三所精英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具有代表性样本的数据分析，从教育公平和人才选拔效率两个角度检验了自主招生政策实施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从教育公平的方面来讲，获得自主招生破格录取的学生更有可能来自父母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城市家庭和好的重点高中。从人才选拔效率的角度来讲，获得自主招生破格录取学生的学业表现、社会活动能力、非认知能力、毕业后的计划和实际去向与统招学生却并无显著差别。本文的发现对于如何完善自主招生政策、促进教育公平、科学选拔和培养优秀人才等议题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家庭背景、学业表现与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

随着高校毕业生数量的逐年攀升和经济发展对高端人才需求的增长,越来越多的本科毕业生选择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以提高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优势。本文对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2010年和2012年毕业于北京高校的本科生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选择了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而且读研学生的家庭背景和学业表现都要显著地优于毕业后直接就业的学生。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国内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中,家庭背景变量基本上是通过影响本科就读高校的类型和学业表现来发挥作用的,而比较海外留学与国内读研这两种选择,本科就读学校类型和学业表现对此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主要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起作用。上述研究发现对于当前中国的研究生教育招生和培养工作具有重要的政策意涵。     

过程性考核在高校专业课中的实践与探索:以心理测量学为例

以心理测量学为例,探索过程性考核在高校专业课中的实践。采用过程性考核,客观评价学生学习效果,对学生学习的全过程进行考核,包括实践、综合大作业及团队作业、专题讨论等,可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提升其学习兴趣和能力,增进交流,亦可提高教学过程的质量和教师教学的积极性。     

削弱抑或促进：媒介使用与患者信任———兼论医疗环境中的媒介管理

大众传媒作为影响医患信任的重要因素,在以往的实证研究中还未得到足够重视。基于媒体偏见理论,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1年数据,分析媒介使用与我国患者信任的关系,可以发现:第一,我国患者信任呈现内部分化,抽象信任高,具体信任低,并且呈现较大的城乡差异,城市患者的信任水平更低。第二,医疗满意度对患者抽象信任和具体信任均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第三,媒介使用对患者信任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其对抽象信任和具体信任的作用效应不同,甚至相反。具体而言,在抽象信任上,传统媒体发挥正效应,新媒体发挥负效应;在具体信任上,传统媒体不具有显著作用,但新媒体具有一定的积极效应,这可能与在线寻医问药的兴起有关。因此,提升患者信任水平,还需进一步规范媒体环境,发挥好媒体的正效应,降低媒体的负效应。     

课程干预与不平等社会结构的扭转：皖东村校的尝试

本文试图以批判教育社会学中扭转不平等社会结构的理论框架为指导，发展出一种针对当前中国留守儿童的可行性课程干预实践模式。呼应文化再生产的理论，考察留守儿童的学习过程发现，其学业表现失败一方面是压制性体制下资源缺乏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和课堂学习对于底层文化和经验的忽视有关。基于文化的生产性与创造性原则，尊重底层学生的文化和经验、将课堂外的社会情境导入课堂，有可能打造出转折的图景。这一做法，首先可以通过再情境化学生的文化经验激活学生的批判意识和批判思考能力，其次可以突显留守儿童在社会和文化情境中的相对优势，进而促进其学习认同与学业成就。针对安徽新镇留守村校的以研究性学习方式呈现的课程干预试验为我们提供了引入课堂外情境的可能做法和具体效应。结合弗雷勒“提问式”教育的方法，我们探讨了“扩展的文化再生产干预路径”所具有的扭转社会结构的意义。     

经济社会变迁与农民伦理变革:湖北S村农民合作的个案研究

接续韦伯命题所引发的经济社会变迁对于农民伦理的影响的争论,以湖北S村为关键案例,考察在农业经营结构改变的前提下,小农的心理境况经历了怎样的变动,其如何与国家、地方政府、村级治理组织及民众互动,以及在此前提下,农民合作的产生、机制及其担纲者等问题.案例显示,村庄政治能人虽然能以对政治逻辑的熟练把握吸引国家外部资源注入,但是当其将政治逻辑导入村庄内部时,导致了村庄社会团结的瓦解与村庄秩序的紊乱.而浸没在社群伦理之中并且深谙农民合作在市场中重要性的民间精英,则一方面将个体农户带入现代市场,另一方面又能在市场经营过程中自觉维持社群伦理、维护社区利益.S村案例提供了经济社会变迁下农民伦理变革一个解答,也暗示了宏观经济社会变迁对于农民伦理以及伦理秩序、集体意识变动的可能影响.     

留守儿童希望感、心理韧性特点及关系

留守儿童的心理品质正在吸引研究者的关注。本研究发现,留守男童的希望感、心理韧性显著高于留守女童;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比父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希望感高,父母都外出的留守儿童心理韧性显著高于父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优异的留守儿童希望感、心理韧性显著高于成绩差的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希望感、心理韧性总体随年级增高而降低;父亲或爷爷照看的留守儿童希望感、心理韧性显著高于母亲、奶奶、外公外婆照看、社会托管的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希望感与心理韧性呈显著正相关。     

拼爹重要,还是拼搏重要？当下中国公众对绩效分配原则的感知

在现代社会,个人根据其能力、素质和专业技能等资质获得职业和社会地位的绩效主义原则已经被广泛认为是符合经济公平正义的主要分配原则。然而,鲜有研究关注公众是如何看待绩效分配原则的。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基线调查数据（CFPS2010）,对公众关于绩效分配原则的认同状况进行了初步探讨。研究发现：第一,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成员越认同绩效分配原则;第二,成长于改革开放时期的年轻人更加认同绩效分配原则;第三,地区收入不平等状况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对绩效分配原则的认同感。本文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前中国公众之所以对收入不平等表现出较为宽容的态度,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公众相信教育和个人努力是取得社会成就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应注意,公众对绩效分配原则的认同感与其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存在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