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初期国民教育发展概述——以“第三代国民教育说”为例

1960年代后期,蒋介石在台湾发起声势浩大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旨在宣扬三民主义并自命为中华文化的道统传承者。为了促进中华文化的复兴,发展三民主义建设,以教育为本,极力倡导青少年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以望其成为复兴中华的斗士,为"光复"大陆冲锋陷阵。时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的萧瑜远在乌拉圭,他提出"第三代国民教育"的说法,将当时的台湾小学生视为第三代国民,主张重视第三代国民教育。本文根据这一说法,对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初期的台湾国民教育进行梳理。     

论18—19世纪东南亚海参燕窝贸易中的华商

海参与燕窝是东南亚地区自元代以后向中国出口的重要奢侈品,中国国内市场海参和燕窝价可比黄金白银。巨大的利润与价值,极大地刺激了东南亚地区海参和燕窝的采集与贸易,各族群商人纷而争之。东南亚土著商人以及欧洲商业势力占有"地利"和"天时"之先,因此有人认为:"16世纪以降,环中国海的中国海商贸易网络急剧萎缩、衰败,中国海商失去独立性,成了欧洲商业势力附庸。"然而,实际上中国海商仍能通过贸易网络的扩张以及独有的行业专业技术,即"人和"的因素在东南亚海参燕窝贸易中占有优势。     

人类繁荣的新范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全球性治理危机一方面集中地体现在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弊端的全面爆发;另一方面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浪潮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治理的难度。阿玛蒂亚·森和玛莎·努斯鲍姆以人类繁荣为宗旨,努力超越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二元对立,寻求一种将有尊严的人类生活包含在内的"能力路径",为解决全球治理难题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但由于该方案没有涉及全球经济、权力等核心议题,从而存在一定的缺陷。人类命运共同体范式以马克思"类存在"哲学为理论落脚点,超越以往全球治理的"能力路径"以及其他方案中存在的固有的对立和藩篱,寻求多元基础上的互利共赢、对话协商,以实现人类社会的持久和平与整体繁荣。     

《电子商务法》视角下网约车平台的信息披露义务

近年来网约车平台的信息管控问题受到较多关注。网约车属于服务提供型电子商务平台，具有更强的人身安全保障需求，以区别于以实物商品为交易标的的商品提供型电子商务平台。网约车平台对于服务提供过程中的驾乘信息有强大的管控能力，同时也需承担承运人责任。《电子商务法》为电子商务平台直接或间接设定了信息披露义务，在《电子商务法》未明确规定或仅做原则性规定的情形下，网约车平台亦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将相应信息做单独处理以满足乘客、利益相关人和国家机关合法的信息披露要求。在一般情况下，网约车平台需向一般公众提供平台信息与平台内经营者信息，特别是法律要求的基本信息，而在特殊情况下，网约车平台不仅需要提供相应个人信息与运营信息，还需满足披露质量上的即时性和全面性要求。     

从《服务贸易总协定》看我国银行业入世后的对策

我国已入世 ,为此了解和悉心研究世贸组织有关规则尤显重要。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进程有自己的特点 ,要正确看待入世后的机遇与风险。了解《服务贸易总协定》构架及具体内容 ,充分利用条款规定的诸项原则 ,有利于我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争取尽可能多的宽限期 ,逐步实现开放的承诺 ,以保护和促进银行业在竞争中健康发展     

存款保险的公平定价问题研究

存款保险制度是银行体系的重要一环 ,存款保险的定价是存款保险制度中的核心问题。风险中性的二叉树定价方法和布莱克——舒尔斯期权定价模型在存款保险的定价中可以发挥较好的作用。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存款保险能否公平定价是该制度存在的前提。在激励相容下 ,如果以风险为基础对存款定价 ,这种定价将是不公平的。在以风险为基础的定价框架下 ,要达到激励相容 ,必须牺牲存款保险的公平定价。     

“银行”定义之比较研究与借鉴

认为定义银行的方法有两种 :形式认定主义与实质认定主义 ,而实质认定主义又有列举和概括式两种具体作法。英国采用实质认定主义 ;美国和香港以形式认定主义为基础 ,兼采实质认定主义 ;台湾采用形式认定主义。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法》的定义并建议在坚持形式认定主义的同时 ,修正该法第 87条 ,对一些关键性的概念如存款、贷款加以明确界定     

浅析第三方支付模式

网上支付是否能够安全便捷顺畅的完成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第三方支付模式以其独特的优势在网上支付领域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文章在对第三方支付模式的应用现状、所面临的挑战进行剖析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解决方案,以期为第三方支付模式的应用和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状况报告——基于江西省的调查

本文通过调查江西省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状况,分析了农村公共事业落后的原因,提出要根本改变农村公共事业发展落后的状况,除了国家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外,关键是要改革公共事业管理体制,同时,也要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提高农民参与公共事业管理的水平和能力,建立农村内部的自我约束、自我调节和自我促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