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互联网金融营销问题与“三化”解决策略

通过互联网金融营销的实际案例调研,发现银行互联网金融营销存在"客户产品偏好画像模糊,无法实现交叉销售""产品货架用户可视性差,无法实现交叉获客"等问题。基于互联网营销的AARRR模型、6R模型,提出客户产品偏好画像精准标签价值化、数据平台智能营销渠道场景化、产品货架可视营销策略自动化等银行互联网金融营销"三化"策略。这些策略不仅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也可促进银行互联网金融营销向自动化转型。     

“一带一路”背景下基于综合集成算法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价研究——以H公司为例

"一带一路"建设开启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纪元,然而面对日益复杂的投资环境,能否准确识别、科学评价和有效应对风险深刻影响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败。本文构建了以外源性风险、内生性风险和过程性风险为核心,且动态评价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分析框架,基于对H公司的问卷调查,运用综合集成算法(DHGF),多维评价"一带一路"背景下H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水平。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背景下,H公司作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典型代表,其面临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稍有下降,但仍处于高风险区域,企业亟须分类防控各层级风险。     

金融与产业互动创造新价值

<正>与传统的金融与产业合作模式不同,产业金融能够在企业生产经营等阶段将金融内化,更高效率地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专业的金融支持。因此产业金融能够更好的为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支持。产业金融是在现代金融体系趋向综合化的过程中出现的依托并能够有效促进特定产业发展的金融活动总称。广义的产业金融是指能够满足产业在不同阶段对不同金融服务的需求。     

有效沟通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与策略

沟通是人际交往最普遍的联系方式。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个组织细胞,企业管理中的沟通决定着这个企业系统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但目前企业管理中存在很多沟通障碍,因而要主动从沟通策略入手,加强企业内外部沟通,以建立一支团结协作、凝心聚智、战斗力强的员工队伍,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和凝聚力。     

提供劳务自然人遭受意外伤害的法律适用研究——基于《侵权责任法》第35条后句适用的统计分析

在自然人劳务提供者自身遭受意外伤害时适用过错责任的规定忽视了不同劳务提供者所从事劳动的差异性。试图用民事平等法则裁判自然人之间所形成的雇佣关系恰恰是对公平价值的背离。在现行法律背景下，司法者应当秉承职业健康安全理念，细分自然人劳务关系类型，在充分考虑案件中劳务提供者所提供劳务的从属性因素、营利性因素和危险性因素基础上做出正确的裁判。《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有关雇佣关系的规定应视为《侵权责任法》第35条后句之特殊情形，雇主责任属于劳务接受者责任的特殊规定，对于具有从属性劳务关系的自然人劳务提供者在工作过程遭受意外伤害的，裁判者应回归《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由劳务接受者承担具有严格责任性质的雇主责任。     

关系型贷款、市场结构与小额贷款公司使命漂移

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极为迅速,但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依然严峻,小额贷款公司存在着显著的使命漂移.对于微型金融机构的使命漂移问题,大量的研究主要以财务可持续性为视角.本文结合关系型贷款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并构建理论模型,以一个新的视角分析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使命漂移问题,证明了开展关系型贷款和提升小额贷款市场的竞争程度均有利于小额贷款公司发放更多的小额贷款,增加小微企业等融资主体的信贷可得性,从而避免使命漂移.进一步的,通过对一个代表性城市小额贷款公司的相关数据分析,认为小额贷款公司使命漂移的内在原因是关系型贷款技术运用不足和小额贷款市场竞争程度较低.     

基于协高阶矩视角的沪港股市风险传染分析

金融风险传染(financial risk contagion)不仅是资产配置和套期保值决策中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直接关系着一国乃至全球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运用协高阶矩(协偏度、协波动率、协峰度等)风险传染判定方法,实证检验了沪港通实施前后上海和香港两地股票市场间的风险传染状况.研究结果表明,沪港通政策实施后,上海股市向香港股市的第一类协偏度(均值→波动率)、协波动率、经调整的相关系数、协峰度等的风险传染统计量值依次变大,同样依据风险传染统计量值的大小,香港股市对上海股市的风险传染途径依次为协四阶矩(协波动率、协峰度)、第一类协偏度和经调整的相关系数,协高阶矩成为沪港股市间双向风险传染的主要途径;因资本净流动数额和投资者教育等因素,上海股市对香港市场的风险传染效应更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基于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研究阐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对于当前中国优化沿线国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布局，有效激发贸易效应，应对外贸环境的不利冲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视角，构建2007-2017年中国与4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总体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有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往来，且主要通过降低贸易成本而非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发挥贸易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无论区分贸易方向还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差异，互联网基础设施都具有明显的贸易效应，其中：贸易成本的中介效应主要发生在沿线发达国家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主要发生在沿线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以及沿线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新形势下中国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要注意合理布局和把握建设力度，既培育贸易增长新动能，也优化进出口贸易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