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新文学理论的自由思想传统

胡适是新文学理论的奠基者。胡适的新文学理论以自由思想为思想资源,提出新文学作家不唯信传统、宗教、权力,坚持自主的理性思考,主张用白话取代文言,革新中国文学的语言工具,打破独尊文言,立足点和出发点是满足人的自由言说,真实的叙述个人的所见所闻所感,充分、自由地抒写个人的思想情感,提倡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敢于写出社会的种种黑暗、腐败龌龊情形,突出鲜明的批判精神,勇于批判社会的种种束缚人的解放的文化,体现人的觉醒和人的发现,创造尊重个人价值的人的文学,奠定了新文学理论的自由思想传统。     

网络虚拟社会中大学生休闲异化及其扬弃路径

网络虚拟社会中大学生的休闲异化，业已成为新常态下新社会场域中制约大学生休闲发展的新“枷锁”。网络虚拟社会中大学生的休闲异化，在类型上分为功能性休闲异化和结构性休闲异化，其中，功能性休闲异化包括物质化休闲、痴迷化休闲、娱乐化休闲和媒介化休闲，结构性休闲异化包括碎片化休闲、符号化休闲、平面化休闲、模式化休闲；就表现看，主要有休闲动机与休闲手段相颠倒、休闲主体与休闲客体相对立、休闲本质与休闲场域相背离、休闲发展与休闲规范相失调。扬弃网络虚拟社会中大学生的休闲异化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可以从教化、示范、道德和技术四条路径展开。     

论危机管理中法、理、情的互动与整合艺术

危机管理的最终目的是消除社会危害和风险,维护社会整体秩序,其更关注人与人、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兼具人文性和科学性两种内在属性。法、理、情是危机管理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危机管理的内在需求。领导者要正确理解危机管理中法、理、情的辩证关系,准确把握法、理、情的运用尺度。法是危机管理的根本,理是危机管理的原则,情是危机管理的基础。     

网络密度、高管注意力配置与企业绿色创新:制度压力的调节作用

本文整合社会网络理论、注意力基础观和新制度主义理论等,通过对282家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网络密度和高管注意力配置的交互匹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制度压力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在高密度网络中,高管采用注意力聚集策略对绿色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在低密度网络中,高管采用注意力分散策略对绿色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规制压力和模仿压力均正向调节网络密度和高管注意力配置的交互作用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但模仿压力的调节作用更强。通过构建不同制度压力情景下网络密度与高管注意力的交互作用对绿色创新影响的理论框架,本文推动社会网络理论、注意力基础观等成熟的理论成果从一般创新向绿色创新研究领域繁衍,为企业绿色创新加入与主流理论的对话做了努力,为企业在绿色创新过程中根据不同的制度压力,以及所嵌入的组织间网络密度情况,选择合适的注意力配置策略提供理论参考。     

后扶贫时代影响搬迁妇女生活满意度的 心理因素及其作用机理

基于贵州省多个扶贫搬迁安置社区妇女的问卷调查数据,构建多重中介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发现: 压力知觉显著负向影响搬迁妇女的生活满意度;领悟社会支持在压力知觉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社交回避以及苦恼在压力知觉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领悟社会支持和社交回避以及苦恼在压力知觉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多重中介作用。这些研究给我们提供了政策启示：通过强化安置社区政策宣传和提高服务水平来提升领悟社会支持水平并控制好社交回避与苦恼等焦虑情绪,可以有效减轻压力知觉对扶贫搬迁安置社区妇女生活满意度的消极影响。     

从分到合的深度历史：碑刻所见思州土司辖区国家化进程新探

元代思州田氏土司地区,在多元一体王朝国家的治理实践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本文对发现于贵州德江和石阡的两件元代思州土司铭刻内容作了细致的考证,分析了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着力探讨了其隐含的元代末期思州田氏土司走向分裂的历史细节。田氏的分裂固然是田氏家族内部两大房族发展不平衡所致,但从根本上讲,则是深刻地受制于元明之际王朝国家转变的大环境。田氏土司二房田茂安的政治分裂活动不利于家族的整体利益,但客观上又推动了中央王朝对思州地区的统一,进而增强了对西南地区统一的基础。田氏的分裂是作为过渡地带的思州地区逐渐融入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的一种独特形式,是这个历史进程中的一段插曲。     

精准扶贫的资源配置逻辑与实践困境

扶贫资源的合理配置是确保精准扶贫战略目标顺利实现的关键所在。然而,当前精准扶贫资源在配置的过程中存在着资源的项目化与社会生活的不规则性、政策执行的科层逻辑之间的张力。这一巨大的张力使极具科学性和合法性的程序受到非正式制度的倒逼,从而产生“反科层”的逻辑,进而使精准扶贫资源的配置面临实践的困境。要走出这种困境,精准扶贫资源配置应着力于增强资源配置的灵活性、增强贫困人口自身能力建设和因地制宜地发掘地方优势资源,以激发扶贫对象为主体的内生动力。     

都柳江流域糯稻品种多样性与少数民族用米多样性需求调查

糯米在都柳江流域被视作必需品,不仅当地少数民族在饮食习惯和生理需求上对其有较大依赖,而且这一物质在当地社会交往、祭祀礼俗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形成了一种以礼为形式,以米为载体的少数民族礼制制度与交往习俗。少数民族用米的多样性需求促进了糯稻品种的多样性培植与保护,糯稻品种的多样性同时又反促进少数民族的文化与生理的多样性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