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沈从文的思想与创作

1940年代,是沈从文思想与创作极为复杂的时期。当以《边城》为代表的创作高峰过后,苦于对生命、人性及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为寻求自身创作的突破,沈从文的思想与创作陷入了空前的焦虑和心绪的惶惑之中。尽管他依然没有放弃对文学的追求,一方面将笔触伸向变革中的湘西,《长河》即作家观察认识湘西的结果,但这部未尽的长篇,却难以遮掩沈从文创作的式微。另一方面,创作的不理想,并没有使沈从文停顿对文学的思考,反而促使他陷入了对宇宙、自然及生命世界的"抽象的抒情"的遐想之中,探询人生与生命的永恒意义。但是历史并没有给沈从文一个继续展示自己文化理想的舞台,随着中国形势的巨变,沈从文又一次面临着空前的困境和选择。     

“替罪羊”与献祭危机——勒内·吉拉尔替罪受害者机制的内在逻辑寻踪

替罪受害者机制由法国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勒内·吉拉尔建构，是原始人类应对献祭危机的策略。模仿欲望在动态发展过程中衍生冲突与暴力，致使社会秩序崩塌，献祭危机出现。替罪受害者机制在模仿欲望的驱动下寻找替罪受害者，于是集体迫害者指定带有受害标记的替罪羊。替罪羊将社群内的分散暴力转变为一致暴力，并随着献祭己身净化了暴力，由此献祭危机解除，社会秩序恢复，替罪羊也在此过程中经历了由极恶者到拯救者的两次变形。勒内·吉拉尔从文学经典、当代原始人仪式中寻找替罪受害者机制的证据，指出替罪受害者机制是人类文化的创世原则。     

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寇准形象

寇准作为历史人物,忠君爱国、疾恶如仇的生平大节记入正史,豪侈生活散见于史料笔记。后世笔记小说、野史附会了近于谶纬的传奇经历;戏曲、小说中生发了知错能改、机智的形象;甚至现代影视剧也多有对寇准形象的刻画。从寇准形象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民间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和忠奸对立的喜好心理,使得寇准形象不断丰富和美化。     

身堕风尘,志悬霄汉:《六十种曲》妓女形象特质析论

唐以前古代文学中对妓女形象的刻画呈现出多种样貌,分析《六十种曲》中的妓女形象,发现作者一般以闺阁规范对妓女来塑造和描写,她们表现出身堕风尘、志悬霄汉的独特性格特征。从戏曲理论、社会观念和审美取向三个角度研究发现,这种相对一致性的刻画是由明代戏曲理论情与理的调和、社会贞节观念的强化及传奇创作尚"奇"的审美取向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七祀与《大司命》《少司命》的祭义

周代有七祀之制,王及诸侯皆祀司命。司命有二:一为百姓所立,祀于国中;一为王室所立,祀于宫中,司王与诸侯之天命、爵命。从楚简来看,楚所祀司命与《周礼》《礼记》所载制度相合。《九歌》中,《大司命》言楚王薨后灵魂升天,《少司命》言新王继位而受命,其中所歌细节合乎楚怀王、顷襄王之际史事。秦汉后,王与诸侯的司命之祀式微,司命演变为民间泛祀小神,二司命的早期祭义遂湮没不闻。     

论新疆舞在广场文化中的民族团结作用——以西安市广场舞实践为例

广场舞是城市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形式。众多存在于西安市区广场舞蹈中的新疆舞蹈元素在广场文化中起到了联系民族情感,促进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维系内地与边疆亲密关系的积极作用。鼓励并支持群众在文化活动中自觉融入少数民族文化元素,是新时代构建嵌入式和谐民族关系、全面深入持久推进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功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再论“鞑靼舞”起源与民族共同体文化内涵——兼补彭恒礼先生文章观点之缺漏

彭恒礼先生结合各地田野调查材料及实物图像,认为今之元宵社火中的"鞑子舞",就是宋代的"鞑靼舞",二者之间存在承继关系。其文章列举了"鞑子舞"在东北、华北、中原、西南等地元宵社火中的存在,但唯独漏掉了西北。实际上,地处汉藏民族交错地带的甘肃临夏和政牙塘地区仍存有"鞑子舞"的原生形态——"玩老鞑子"。"鞑子舞"除用于节日文化娱乐外,还有祭祀祈禳功能及其他衍生功能,同时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产物。"鞑子舞"尚保留有集体文化记忆、仪式叙事起源,并非仅仅是宋代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鞑靼舞"的遗留,其流变也尚有其他形态和脉络。同时,这一案例也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作为共同体的历史事实。     

浅析《红楼梦》中的家班结构

《红楼梦》被称为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曹雪芹通过这部不朽的著作,生动展现了18世纪中国贵族的生活场景,反映了当时地主阶级的文化习俗。在《红楼梦》所反映和涉及到的诸多文化内容里,戏曲是不可不说的重要部分。小说中演出的戏曲多是昆剧。不仅是戏种,而且荣宁二府对家班的蓄养也是当时贵族生活的典型写照。本文拟以《红楼梦》为线索,粗谈书中反映出的家班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