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在超越之外：儒家内在超越论及其诱发结果

以内在超越确定儒家思想特质，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主张。这是力求在中西文化比较视角凸显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特质的一种进路。随着中国内在超越与西方外在超越说流行开来以后，人们发现中国也有外在超越论说，西方同样有内在超越言述。于是，内外在超越便不足以用来界定两种文化的特质。即便承诺内在超越的断言，那么需要看到它的双刃剑性质：它并不单纯凸显中国文化的特质与优势，同时导致了两个严重的阻断。儒家必须致力于实现三个突破，才能连接两个长期的阻断——神对人的规范与约束、物对人的独立与价值。由此，儒家及中国文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失于现代首创的败绩，承诺高位政治规则和认知外部世界，逆袭上位，实现古今转变。     

工伤认定的法律逻辑：法教义学的观察

[提要]纵观国内外工伤认定法律制度体系发展历史，无论是工伤认定中工伤范围、对象以及认定标准均是随着该国经济社会、社会保险制度发展而不断发展，其工伤认定的法律原点是保障职工合法的工伤权益，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以期达到用人单位、职工和工伤保险基金的利益平衡。通过对工伤认定中“伤”和“病”、“劳动者”和“职工”、“三工”标准存在的法律实践争议分析，提出从经济及法理基础理论出发，明确工伤认定中倾斜保护劳动者和平衡分配工伤风险的原则，厘清工伤认定对象、范围和认定标准的法律边界，明确依法适用法律法规是“病”纳入“伤”的正确姿势。     

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最多的人社关键词

“就业”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共出现35次,这充分说明了国家对就业工作的重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相关的表述。面对历史罕见的冲击,我们在“六稳”工作基础上,明确提出“六保”任务,特别是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以保促稳、稳中求进。     

从“婚配”到“婚恋”：婚姻模式变迁与农村光棍形成——基于关中L村的实地调查

随着打工经济发展与人口流动，农村婚姻市场形成和自由恋爱逐步兴起，由父母主导的传统“婚配”模式向子女自主选择的“婚恋”模式变迁。在开放的婚姻市场中，对婚姻资源的激烈竞争促使农民的婚姻责任发生了代际重塑，表现为子代在婚姻市场中负责恋爱找对象，父代承担婚姻消费支出。从“子代找得到”与“父代娶得起”两个维度分析农村婚姻缔结过程与光棍形成机制，可建构出农村的三种光棍类型。在紧张的婚姻形势下，为了应对婚姻压力，农民的家庭策略发生了重要变化：传统的小农家计模式难以应对婚姻的竞争性消费，倒逼农民主动进入务工市场；父代通过抬高婚姻支付来增加子代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农民生育观念随着婚姻压力增大而改变。     

日本近一百年来的佛教研究

[提要]近一百年来，日本学术界在引入欧洲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基础上，综合运用语言学、历史学、思想史等方法，在印度佛教、中国佛教、日本佛教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这种研究范式的局限乃至弊端也开始引起反思。另外，围绕“大乘非佛说”“大乘佛教的起源”“《大乘起信论》的真伪”“如来藏思想是不是佛教”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深刻影响到东亚乃至世界佛教学术界的研究走向。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学术界在佛教福祉学、佛教生死学方面进行了新的开拓，力图挖掘佛教学新的可能性。     

共治共享视角下旅游市场秩序评价维度识别与评价指数构建 ——基于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调研

[提要]旅游市场秩序规范与否影响着旅游行业的声誉及其在游客心中的形象，规范的旅游市场秩序和完善的制度环境可通过赋能市场推动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研究通过对旅游市场监管人员、旅游者、旅游经营者等利益相关者和专家学者的深度访谈收集一手资料，辅助多样化的二手资料，运用程序化扎根理论识别出旅游市场秩序的评价维度，即制度环境、旅游市场准入秩序、旅游市场交易秩序、旅游市场竞争秩序、旅游者反馈处理和旅游市场退出秩序，构建了旅游市场秩序评价维度模型；基于维度模型，确定了旅游市场秩序的测量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构建了旅游市场秩序综合水平评价指数。研究基于旅游市场治理工作的迫切需求构建了旅游市场秩序评价的理论模型，旨在为旅游市场秩序的测评和治理提供指导，以旅游业特色理论推进良好旅游市场秩序的建构和共建共治共享治理体系的完善。     

浅谈二胎家庭父母养育压力来源

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全面开放,二胎家庭的父母养育问题也愈来愈受到重视,其中父母的养育压力也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通过对咸阳市周边幼儿园进行问卷调查,得出父母养育压力主要体现在父母生活经济与养育精力的压力、家庭关系的压力、心理压力(焦虑、抑郁情绪)以及职业压力四个方面。通过此次调查,可以有效地帮助二胎父母科学地减压,同时呼吁社会多关注二胎家庭并给予支持。     

我国地方财政重整制度的释评与完善

地方财政重整制度是地方政府发生严重债务危机事件时的一种应急处置制度,对该制度的完善有助于形成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政策闭环。地方财政重整主要是对地方政府预算的重新安排,而非地方政府的破产,因此需要在维持政府有效运转、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地方政府对财政责任的独立承担。为实现这一目的,需要明确界定财政重整制度中的经济标准、程序标准和权责归属。同时,为确保地方财政重整制度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应注重与预算、公债等财政管理制度的有效衔接。     

中介机构参与下联盟企业知识转移的三方利益博弈分析

知识转移是企业保存知识、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中介机构在转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联盟企业间知识转移为研究对象，考虑了企业的不同心理压力，首先建立了联盟企业双方的讨价还价博弈模型；其次构建了考虑中介机构参与知识转移的博弈模型，分析和讨论三方收益变化的影响因素及策略选择。结果表明，在直接知识转移博弈中，转移主体的收益大小与自身的心理压力呈负相关，而与对方的心理压力呈正相关，同等心理压力下知识转出方占优；中介机构参与博弈情形下，中介机构作为协作角色的博弈收益仅受博弈双方心理压力影响，且与知识接收方协作可获得更大收益，而主导角色博弈情形下收益受到三方主体心理压力的综合影响，并在主导知识接收博弈时获得收益更大；中介机构的角色选择与知识转出方心理压力变化相关性不明显，主要受到知识接收方及自身心理压力影响。     

家庭压力与婚姻满意度对农民工实施婚姻暴力的影响

在城乡流动的社会背景下,受到现实家庭压力增加和情感互动变化的影响,农民工的婚姻关系面临较大冲击和挑战。传统的社会文化规范使婚姻暴力行为在家庭范围内合理化。婚姻暴力是家庭暴力的主要方面,是夫妻双方在婚姻互动中面临冲突和矛盾时出现的一种"婚姻危机"。本研究通过2013年12月在深圳市P区进行农村流动人口抽样调查发现农民工实施精神暴力的比例为33.14%,而实施肢体暴力的比例为12.23%,精神暴力在农民工家庭中更为常见。运用Mlogit回归分析发现工作压力会增加农民工实施精神暴力的风险,家庭照料压力会同时增加农民工实施精神暴力和肢体暴力的风险,经济压力对农民工实施婚姻暴力没有显著影响。婚姻不满意会显著增加农民工实施婚姻暴力的风险且对肢体暴力的影响更加显著。因此,精神暴力和肢体暴力既是压力型也是情感型暴力,但对比可知精神暴力更多是压力型暴力,而肢体暴力更多是情感型暴力。进一步分析发现即使在婚姻满意度较高的情况下,随着某些家庭压力的增加,农民工也可能实施精神暴力。精神暴力具有隐密性,不易察觉,但通常对人的身心造成深层次的伤害。在家庭压力较大且婚姻不满意的情况下,肢体暴力的发生可能性显著提高,这将严重损害婚姻福利和家庭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