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角、看客与孤独者的悲喜剧 ——鲁迅与穆时英笔下的丑角形象之比较

鲁迅与穆时英笔下都塑造过一系列具有丑角特质的形象。不同的是,穆时英笔下的丑角具有自觉性,以小丑身份为面具,掩盖自己的孤独与恐惧；鲁迅笔下的丑角多是非自觉的,他们认真地践行着自己的人生理念,却因其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被人当作小丑、疯子。从中折射出两位作家迥异的生命观,穆时英从个体角度出发,写出了都市人在悲哀的脸上戴了快乐面具的无奈,对丑角表演持拥抱态度；鲁迅则从批判国民性的宏观角度出发,敏锐地意识到了丑角表演背后的隐忧,对其持拒斥的姿态。     

《小说月报》语境中的《怀旧》——兼论《怀旧》阐释史上的几个问题

学术界对于1910—1920年间《小说月报》的考察,无一例外地给予署名"周逴"的文言短篇小说《怀旧》以格外的关注。除小说自身的价值外,与作者是鲁迅也不无关联。现有的研究成果在引用和分析《怀旧》文本时,多依照《鲁迅全集》,而很少借助《小说月报》,造成《怀旧》阐释史上的一些问题。借助《小说月报》提供的历史语境和文本形态考察《怀旧》,将鲁迅创作的小说文本与恽铁樵撰写的评点及附志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照,不仅有助于更有效地阐释《怀旧》的文本特色和文学史价值,对于鲁迅研究而言,或许也有着特殊的意义。     

鲁迅开启的政治新视阈探析

鲁迅形象的"政治化"诠释或者"去政治化"解读,源自于学者们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根本误读。鲁迅没有秉持"文学脱离政治"的浪漫幻想,也没有希冀"文学驱动政治"的黄金时代,而是深入批判了"文学依附政治"的传统陋习,进而揭示了文学本质与政治话语的内在歧途。依据鲁迅所开启的政治新视阈,消除统治阶级争夺"一把旧椅子"的革命幻象,亟待澄清三个层面上的"是非"问题,一是国人权利保障而非等级特权,二是国民人格健全而非奴性心态,三是民众成为政治主体而非统治对象,才能真正瓦解中国专制王朝的"超稳定"循环。     

从盖恩斯《刑前一课》看小说视点与叙事层面的建构

盖恩斯在《刑前一课》里从零视点与悬念的建构、外视点与悖论的建构、内视点与意识流、多视点聚焦与立体感等方面来研究小说视点与叙事层面的相互关联。他从零视点的角度建构人称悬念、瞬间悬念和期待性悬念，从外视点的角度设置了主题悖论、言辞悖论和语境悖论。为了克服零视点和外视点描述的单调性和乏味性，盖恩斯把内视点与意识流进行了有机结合，从触景生情式意识流、内心独白式意识流和交织式意识流等方面探究人物心理与社会环境的内在关联。他还在人物评述和场景氛围等方面采用了多视点策略，从多层次和多侧面的角度来聚焦于具体的人物、物件或场景，构建了叙事层面的立体感，拓展了现代黑人小说创作的美学认知空间。     

论近代西学对《淞隐漫录》中狐鬼形象的消解

作为最早与西方传教士合作翻译西学书籍并曾游历欧洲、日本的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王韬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直接体现在他的志怪小说集《淞隐漫录》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在对花妖狐媚的描写中，他常常有意遮蔽其狐鬼的特殊身份，侧重于突出她们作为女性的“人性”而有意淡化其“妖性”、“鬼气”。其精心塑造的狐鬼形象在解构中带上了浓郁的世俗色彩，反映了中国近代传奇小说狐鬼形象逐步消解的趋势，与《聊斋志异》形成了一对有意味的参照。书中第一次出现了一批专门描写异域风情或者以异国女子为主人公的小说，西学东渐的影响导致志怪传奇小说向真正的域外风情小说发展，开创了中国近代异域风情文学的先河。      

1940年代:沈从文的思想与创作

1940年代,是沈从文思想与创作极为复杂的时期。当以《边城》为代表的创作高峰过后,苦于对生命、人性及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为寻求自身创作的突破,沈从文的思想与创作陷入了空前的焦虑和心绪的惶惑之中。尽管他依然没有放弃对文学的追求,一方面将笔触伸向变革中的湘西,《长河》即作家观察认识湘西的结果,但这部未尽的长篇,却难以遮掩沈从文创作的式微。另一方面,创作的不理想,并没有使沈从文停顿对文学的思考,反而促使他陷入了对宇宙、自然及生命世界的"抽象的抒情"的遐想之中,探询人生与生命的永恒意义。但是历史并没有给沈从文一个继续展示自己文化理想的舞台,随着中国形势的巨变,沈从文又一次面临着空前的困境和选择。     

巴人“胡风批判”与“日丹诺夫模式”的“亲缘性”

[提要]巴人1956年《文学论稿》从政治立场、哲学方法、美学观点三个维度批判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较之1948年与1955年的胡风批判更具理论性。其理论资源与1954年春在北京大学讲学的毕达可夫讲稿《文艺学引论》相同，皆取自“日丹诺夫模式”，由此可反思文学理论是否尊重了文学的审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