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表隐退问题新论——从本纪的编年化到世家谱牒的兴起

史表作为中国古代正史中的重要体裁，创自司马迁《史记》而为《汉书》和《东观汉记》所沿用。但在魏晋以降的史学发展中，史表却长期缺席于正史，直至《新唐书》中才得以回归。对此，前辈学者多认为史表之难作与难读是导致其长期湮没的主要原因。然而结合史表自身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魏晋迄隋唐间的史表“真空”,实际上是正史本纪编年化和世家谱牒文化盛行双重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汉武帝年号纪年的推行促使本纪书写转变为完全意义上的编年体模式，史表中大事年表的历史功用被取代，并随之退出史书视野；另一方面，魏晋以后士族政治的发展促进了世家谱牒的兴盛，在“官有簿状，家有谱系”的社会文化中，以人物为核心的年表不为世人所重，忽视乃至不立史表成为史家共同的选择。直到唐末五代时期，世家谱牒伴随着士族政治的衰落而衰微，史表最终得以回归正史。     

数字人民币的通道作用与对“长臂管辖”的反制

利用美元的全球中心货币地位对他国实施制裁，是美国“长臂管辖”的主要手段。数字人民币具有精准调节货币政策、维持币值长期稳定、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等重要金融通道作用。有效发挥数字人民币正向作用，稳慎推进数字人民币参与境外跨境支付金融体系建设，是我国反制美国“长臂管辖”向我国经济领域延伸的有效手段，但需强化法律配套支持，有效规避因监管边界扩大、国际支付体系重构、信用货币创造等引致的风险。从而强化金融科技的合规管控能力，抢占数字空间铸币权，增强反制“长臂管辖”的能力。     

走出离合词现象的迷局——从准定语与准名词现象入手

词的离合现象是语法研究中的老大难问题。文章独辟蹊径,从与词的离析使用密切相关的准定语和准名词入手,根据句子的信息结构原则,解释了词的离合现象的成因。文章指出,话语的信息结构安排是促成句法结构重组的语用推力:话题语的指称化处置诱发了准定语结构的操作,基本不涉及词的离析;评述语受单一新信息原则制约而出现的事件化处置,迫使及物性低的双音词强行拆分以容纳事件化所需要素,是诱发词的离析并催生准定语和准名词的直接动因。文章的观点是,用朴素的眼光看汉语,汉语中并无什么离合词,词的离合只是非形态语中双音词的用法变异,是语用型语言句子信息结构进行整编与重组的副产品。     

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影响的时变特征研究——基于SUR和TVPSS模型的实证检验

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文章利用中国1998—2017年的年度数据,构建似不相关回归模型从金融结构规模、效率及深化的角度分析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影响,建立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描绘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动态冲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结构规模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促进了产业结构高级化;金融结构效率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抑制了产业结构高级化;金融结构深化降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促进了产业结构高级化.金融结构规模、金融结构效率及金融结构深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冲击均呈现出时变特征;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滞后于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冲击波幅呈现出前期波动大、后期较为平缓的状态,部分金融结构变量对产业结构的动态冲击呈现出"长尾"现象.当前的中国金融结构已经不适合当前的产业结构,需调整金融结构,以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和高级化水平.     

语言演变中的语素化与去语素化——基于称呼语“亲”演变过程的考察

基于历时角度,"亲"的用法可大致区分为古代单音节词"亲_1"、构词语素"亲_2"和单音节称呼语"亲_3"三种。"亲_1"到"亲_2"和"亲_2"到"亲_3"语言演变过程分别是语素化与去语素化。语素化与去语素化符合人们对"亲"认识的范畴化、去范畴化、再范畴化认知机制。     

技术嵌入与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基于飞贷金融科技的案例研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成为企业竞争的利器,而技术嵌入是企业内化数字技术支撑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策略.本文基于飞贷金融科技的创新实践开展纵向案例研究,探究技术嵌入对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技术嵌入包含技术整合和技术开发,两种策略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不同形式的演变.其中,拼凑式技术整合更有利于商业模式要素创新,而协奏式技术整合更有利于商业模式架构创新.利用式技术开发更有利于商业模式渐进创新,而探索式技术开发更有利于商业模式颠覆创新.最终,案例企业的数字化商业模式呈现出一条"流程信息化→渠道平台化→产品数字化→技术产品化"的进阶式演化路径,数字化程度相应呈现"类抛物线"的演变规律.本研究丰富了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的相关理论,并为科技型企业构建数字化商业模式提供了实践启示.     

基于包装视角的绿色壁垒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几乎每个国家对进口产品包装是否有益于国民身体健康,以及是否有益于生态环境都有严格的规定和标准.在理论分析包装绿色壁垒对企业出口影响的基础上,选取2003-2018年荣成富邦制笔有限公司出口产品均价、数量等时间序列数据,运用虚拟变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虽然随着时间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包装绿色壁垒对企业出口有显著的阻碍作用.因此,建议通过转移目标市场、调整产品结构、提高生产效率、建立预警和协调机制来应对包装绿色壁垒,提升企业出口.     

银行互联网金融营销问题与“三化”解决策略

通过互联网金融营销的实际案例调研,发现银行互联网金融营销存在"客户产品偏好画像模糊,无法实现交叉销售""产品货架用户可视性差,无法实现交叉获客"等问题。基于互联网营销的AARRR模型、6R模型,提出客户产品偏好画像精准标签价值化、数据平台智能营销渠道场景化、产品货架可视营销策略自动化等银行互联网金融营销"三化"策略。这些策略不仅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也可促进银行互联网金融营销向自动化转型。     

信贷配置、融资能力与制造业高端化

我国制造业的融资能力目前多取决于公司规模、公司性质、盈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总体来说，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高新技术龙头企业和跨国公司的融资能力较强，信贷配置比重较高。实证结果也部分印证了这一现象。实践中，我国银行信贷仍然存在信贷期限不合理、信贷结构不合理、信贷配置失衡和与制造业高端化匹配度欠佳等问题，不利于我国制造业的创新研发与高端化发展。鉴于我国银行信贷配置和制造业高端化现状，建议从信息库建设、创新信贷产品、落实信贷政策和提高科技信贷配比四个方面着手，优化信贷资金支持制造业高端化路径。     

多个大股东与企业创新

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安排可以降低经理人的代理问题,同时,也可以降低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然而,多个大股东的存在可能导致监督过度,从而减少了那些从长远来说可以为公司创造价值的行为。基于此,本文以2000～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多个大股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本文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的存在会抑制企业创新。进一步地,当其他大股东的数量越多、相对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时,对创新的负向作用越大;同时,我们还发现多个大股东会导致公司风险承担能力下降,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度降低,从而为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安排所导致的"过度监督"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证据支持。此外,我们还排除了大股东的合谋假说,并发现独立董事这一机制安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他大股东的"过度监督"行为。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及多个大股东经济后果领域的研究文献,对现实中如何改善公司治理、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以及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均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