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情境下公共政策与公民权利克减的公共冲突治理路径分析

危机管控政策是政府治理公共危机的常见工具和有效手段。通过对危机情境下管控政策实施必然性与公民权利克减正当性之间所引发的公共冲突的分析,可以发现,公共安全需要、责任担当压力、政策执行失衡、公共精神缺失是危机情境下公共冲突产生的主要诱因。据此可探索"地方政府主导—基层协商众治—公民自律"公共冲突三级协同治理路径,形成以地方政府主导为走向引领力、基层协商众治为中介聚合力、公众自律为内生原动力的公共冲突治理体系,希冀三方共同发力,为健全公共冲突治理体系助力。     

公共政策防范现代危机的公民个人支持分析——基于文化教育的视角

公民参与是公共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本质要求,是公共政策防范现代危机的重要力量。当前,公民自身文化素质较低、危机教育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求、传统文化中参与文化的缺失等原因,造成公民的参与意识薄弱、参与能力不足、参与的非理性和参与的不均衡性,使公共政策无法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对此,应加强对公民的危机意识教育、责任意识教育、危机训练教育、科学知识教育,这是公共政策有效防范现代危机的重要路径。     

中国城市规划的深刻变革:基于规划二重性的研究

城市规划具有公共政策和空间的二重性,是公共政策性与空间性在一定框架下的耦合。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城市规划问题不仅表现为公共政策性的偏离,也表现为空间调控功能的失衡。随着经济发展转入新常态,城市规划迫切需要变革。从规划的二重性看,城市规划变革,既要回归公共政策属性,更要还原其空间属性,做到政策性与空间性并重;要在规划的价值取向、调控功能、实现机制以及运作过程等方面进行深刻转变。     

美国农业利益集团的成功与中国农业利益集团的缺失--论利益集团对国家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

社会利益结构体系中的个体只有成为利益集团的成员才能维持其社会、经济地位和保证其根本利益。从国际上看，农业利益集团在农业发达国家中发挥这重要作用。本文旨在比较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影响国家公共政策制定成功的案例与中国农业利益集团缺失的案例，分析当今中国社会为什么没能出现农业利益集团的原因，并借鉴美国与西方国家农业发展成功的经验，为中国农业利益集团的形成提供可行的建议。通过比较分析以上案例后，论述利益集团对国家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     

基于公共政策视角下的新型城镇化问题分析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改革的深水区，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面临着重大挑战。十八大以来，新一届政府积极应对社会转型的需要，提出了建立新型城镇化的要求。面对新形势和新要求，如何改变以往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走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这就需要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面做出重大调整，用公共政策理念积极引导广大农民投入到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中去。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的工程，目前制约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因素还很多，相关体制的制约和公共政策的不协调等问题亟待政府有序的改革和调整，要深化相关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失独父母特殊医疗困境的成因及其对策研究

随着失独群体规模的日益扩大,失独父母手术签字难问题开始凸显.失独父母手术签字难问题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的不完善、医疗法规规定病人手术需要亲属签字、医疗机构不愿承担手术签字责任以及失独父母的自身变故四个方面.为此,必须构建政府主导与多方分责的责任机制,采取设立特别监护人制度、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促使医疗机构愿意承担手术签字责任、发挥失独自组织的作用以及重构失独父母社会关系网络等措施,增进失独父母的健康与福祉.     

人口流动与迁移对城市收入分配的影响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与迁移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益突出,尽管从长期看,人口流动与迁移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城市化发展,但从短期看则加剧了城市收入分配的分化,甚至使城市贫困问题更加严重.为此,应建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城市综合公共政策体系,将流动人口问题纳入政策关注范畴,将城市公共福利水平作为考量政府执政能力的依据.     

国家公共政策谋求“福利转向”?

种种迹象表明,既不“杀富济贫”,又能实现低收入家庭收入的增长,兼顾各方利益,公共政策就要充分体现“共同富裕,和谐发展”的施政理念。2005年国家公共政策的规划所透出的信息表明,那是一份为实现小康社会目标打下坚实基础的规划。“十一五”规划的五年时间内,一些酝酿多年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将取得突破。这些改革在有力促进经济较快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的同时,也将在方方面面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实惠。     

宪政视角下的税收政策制定

宪政是防止公共权力侵犯公民个人利益的最高制度设计,是一切规则中的元规则。财产权是公民除生命权之外最重要的权力之一,现代文明国家都把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纳入宪法之中。税收作为一种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公共政策行为,必须纳入宪法之中,并依照宪法的规定,在与公民参与的对话平台上实现税收政策的合宪性、合理性和合法性,从而有效地保护公民的财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