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的法治建构

我国政府从迈向数字化之际，数字技术运用就远远走在规则之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通过规划、意见、工作方案等规范性文件对各级政府、各行政部门提出数字建设要求，以内部行政的进路方式不断推进。但是，政府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流程再造”“模式优化”及重塑权力运行方式，而更多的是带来对既有规则的冲击。有必要通过区分内部行政与外部行政、重新界定权力与责任、跟进调适有关法律规则的方式，分别探寻数字政府法治化构建的基本路径。     

基于质量意识的复杂产品质量控制激励策略

激励在复杂产品供应链中对主供协同合作关系及质量控制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研究基于主制造商在复杂产品生产研发前按照客户要求形成的质量意识的激励策略是否可以实现复杂产品质量控制问题。考虑具有质量意识的主制造商和其系统供应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建立以主制造商为领导者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分别讨论无激励和存在激励时的主供生产最优决策。基于激励方式的不同，将激励策略分为根据供应商产品质量水平激励以及根据主制造商质量意识水平激励两种方式。研究结果表明激励是供应商加强协同合作、改进产品质量的内在动力，主制造商根据质量意识激励供应商可以进一步促使双方协同合作，提高产品质量，使双方获得更高的利润从而实现供应链整体利润最大化。此外用灵敏度分析发现提高主制造商质量意识水平可以增加双方协同合作努力程度，有效提升产品质量水平并实现帕累托改进。     

从新冠肺炎疫情事件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的政府责任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大面积爆发,给社会发展和人民日常生活已造成了不容小觑的负面影响。政府信息公开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而在发生公共卫生突发危机事件时,作为合格的政府,应当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准确、及时、诚实地向社会公众公开其掌握的相关疫情信息,以"积极主动实时公开疫情"的态度加强预防、稳定人心、防止谣言扩散,鉴于此,现阶段的疫情信息发布越详细、全面,公众越能心中有数,能有效避免下一阶段工作陷入被动,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化解政府信用危机、平息谣言、消除公众恐惧心理的正面效果。     

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制约因素与提升路径——基于河南省四县的调查与思考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我国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在社会组织培育、基层自治指导、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等方面能力不足。当前制约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主要因素不仅包括县域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外部环境,还包括社会治理理念、政府管理制度等内部要素。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应从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完善政府内部管理制度、优化社会治理工具三方面着手。     

基层政府决策会议公开及其实现路径研究

基层政府决策会议公开是我国政务公开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基层政府常务会议而言,目前其公开水平还比较低,主要表现在制度权威度、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的不足。在基层政府决策会议公开路径构建上,我国需要强化制度权威性,还要逐渐拓宽信息公开的范围,更要建设公众参与基层政府决策会议的有效途径,也应利用信息技术建立决策会议公开的社交媒体平台。     

政府决策视域下公众参与与群体性事件的关系研究

在政府决策视域下,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在于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不足,使相关利益群体诉求得不到有效解决或者利益受损,引发公众采用非理性的方式对政策进行抵制,引发群体性事件。为此,就要革新政府决策习惯,正确处理公众参与价值层面和操作层面的矛盾,构建有效的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途径,化解矛盾、缓解冲突,以避免或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40年:实施逻辑与发展趋向

农村经济改革是我国整体改革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基于约束条件和发展战略、农村经济制度、微观主体行为选择、经济发展绩效的依次影响关系,构建了农村经济改革的分析框架。该框架阐释了我国农村经济改革40年的内在逻辑,强调农村经济改革经历了"粮食增产主导"和"农民增收主导"两个阶段,且制度变革的核心是推动政府-市场关系调整,主线是放松政府管制、激发市场活力并转变政府经济职能。现阶段我国经济从高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农村经济随即开始步入城乡融合主导阶段,这内生地需要深化农村经济改革,且在政府-市场关系持续调整时需要关注政府间、市场间的结构特征,由此可引申出新时代背景下推进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若干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