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满蒙危机" 的另一种解决臆想:"三月事件"探微

昭和初年的日本,弥漫在担心失去中国东北殖民权益的所谓"满蒙危机"中.日本陆军对于如何解决这一"危机"存在两种构想,一种是后来被关东军实施的在中国东北制造事端,即众所周知的九一八事变;另一种是在日本国内发动政变,成立军政府,实行国家改造.为推行后一构想,樱会和民间右翼势力结合,曾阴谋在1931年3月20日发动一次政变,目的是拥立陆相宇垣一成为首相,史称"三月事件".此次政变虽然在发动前被宇垣叫停而流产,但在九一八事变后这两种构想合流,合力推进了日本的法西斯化进程.     

日本有个生命守门人

茂幸雄是一名从警42年的日本警察。在退休的前一年,他被调到福井县坂井市三国町的东寻坊工作。"坊"在日语里有"和尚"的意思,"东寻坊"曾是一个僧人的名字。东寻坊是旅游胜地。那里有着绵延一公里的岩柱,全耸立在日本海之中。海水深达17米,岩柱高达50米。     

近代福建龙岩地区鼠疫流行及其防治研究

稽考近代报刊、地方志与鼠疫调查报告，发现龙岩地区鼠疫来自厦门，途经漳州传入，具体传播路径有二：一是沿九龙江北溪，经漳州的华安县传入漳平县；二是沿九龙江西溪，经漳州的南靖县传入龙岩县和永定县。龙岩地区鼠疫首见于1888年，此后龙岩、漳平、永定三县反复流行达半个多世纪。1935年龙岩鼠疫引起卫生署、媒体、医界关注，杨永年与龙岩防疫所是防控龙岩鼠疫的主将与领导机构。龙岩鼠疫防治形成的经验与最大成果是促成了福建全省防疫总所的成立。杨永年主导规划和创立了全省—闽北、闽南、闽西—县三级鼠疫防治机构，标志着福建省防疫体系的初步建立。     

论民国时期湖南学术的发展及特点

民国是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民国湖南学术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一大批文史、哲学、法学、教育诸领域的大家。晚清以来史学独树一帜的学术传统得到延续,史学成为民国湖南学术的奇葩,对20世纪下半叶中国史学的影响巨大;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在学术研究中得以运用,并形成了具有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和文学研究成就;传统学术方法继续在学术研究中传承,在文字学、文献学研究中收获硕果;西方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和流派也在伦理学、法学、逻辑学研究中打上烙印;由此呈现了民国湖南学术的发展轨迹,并凸显其湖湘学术独特的传统。     

关于n长路的(a,b;n)-优美标号的研究

证明了a=3时,Gvozdjak猜想成立.即路Pn存在一个(a,b;n)-优美标号,当且仅当整数a,b,n满足:(1)b-a与n(n+1)/2有相同的奇偶性;(2)0<|b-a|≤n+1/2;(3)n/2≤a+b≤3n/2.在a=3时,结论成立.     

电子商务平台生态化与平台治理政策

平台生态化是当前中国电子商务经济发展的核心趋势,具体表现为众多行业性小平台依托某个大型电子商务平台所集聚的海量用户资源,快速打通行业上下游,改造并形成新的行业生态系统。网约车、共享单车以及广州市考拉先生所创新的便利店革命,都体现了平台生态化的特征。平台生态化趋势也引发人们对于平台治理问题的高度关注;然而,我们只有从法人分类制度出发,才能认清平台治理问题的本质属性。为此,基于最近颁布实施的"民法总则"的法人分类原则,我们将大型平台、平台治理界定为第四方法人和第四方治理。这为我们构建"互联网+"时代的平台治理体系、制定切实可行的融合性新兴产业政策,提供了一个科学合理的分析路径。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合同效力问题研究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民事案件主要是民间借贷案件。借款合同与保证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超出了民法的阈限，触及到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的关系这一根本，成了困扰民事审判的一大难题。对此，理论上与实践中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方法论立场，即刑主民附论与刑民分离论。然而，这两种立场都有失偏颇。只有消除立场上的偏颇，才能将合同效力认定纳入正确的轨道。吸收资金不应被认定为违法所得，不应适用追缴或责令退赔。如此，由于追缴与责令退赔的适用所引发的刑民间评价矛盾及其对效力认定造成的干扰，才能被彻底消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是行政犯，合同违法性评价，应以《商业银行法》第11条第二款规定为根据。从规制对象来看，作为准入规制的《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不意在规制合同行为；依法益权衡而言，认定合同有效也并不阻碍该条规制目的之实现。因此，《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非《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定。对该条的违反，不应成为认定合同无效的理由。     

怀疑主义与认知价值

当代知识论越来越重视认知价值的研究，但从认知价值角度去重新思考传统怀疑主义问题的研究却很少。历史上的怀疑主义者既认为我们无法拥有任何知识，又主张我们应该悬置判断。因此，他们不仅预设了一个高的知识标准，而且预设了一个价值标准：任何达不到知识标准的认知状态都是没有认知价值的。但这个价值标准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即使无法达到怀疑主义者所设定的知识标准，也不必悬置判断。假设怀疑主义者认为我们无法拥有任何知识，同时认可“有些达不到知识标准的认知状态也有认知价值”，那么怀疑主义就没有很大的威胁性，因为即使我们无法获取知识，也可以获得具有认知价值的东西，取得认知进步。此外，摩尔主义、语境主义、溯因主义这几种对怀疑主义的主要回应是否成功，最终都依赖于对认知价值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