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论视域下的儒释之辨——论周敦颐、张载对佛教徒批评的回应

宗密在《原人论》中,以“真心”为中心,论证了人与物之区别的依据、性之善恶发生的可靠原由及吉凶、祸福、贵贱、生死所产生的必然性,由此批评了儒道两家(尤其是儒家)的“元气”论。理学先驱周敦颐、张载,率先分别以“太极”“太虚”为中心建构理论,对宗密的批评一一作了回应。但两者相较,张载的论证内容更加详实、逻辑性更强,因此在回应宗密的挑战上有效性更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回应佛教挑战的任务圆满完成了,因为张载与周子一样,其理论体系仍有不足之处。尽管如此,但他们的理论还是引起了同时代佛教徒(如契嵩)的关注与回应。     

朱熹理学与日本"合理主义" ——从源了圆《日本的合理主义》谈起

源了圆认为朱熹的"理"观念是日本"合理主义"形成的诱因:"无极而太极"之"理"具备道德性格,演绎出"思辨的合理主义";基于"理在气先、理气不离"的"格物致知"生发出"经验的合理主义"。随着西学援引,由"格物致知"生发的"经验合理主义"逐渐成为日本"合理主义"的主导,并由此助推自然科学的高速发展,政治生活中的忠于天皇、武士之勇、"达成目标"等价值坚守;伦理道德上消解朱熹理学中的"敬",确立自然性情的合法地位,强调出于主体心情自然流露的行为即是道德的行为,摒弃伦理法则的客观性,还伦理于俗事生活。以源了圆为代表的日本学者从文化比较视角对日本文化所作的致思在内容、方法与视野上均对我们解析儒学现代价值及其转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心”与“理”之争到“格物”之辩:朱陆之争与王湛之辩之比较

朱陆之争与王湛之辩是宋明理学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两个学术事件。两次辩论之不同点在于:朱陆之辩发生在心学与理学两个不同的学派之间,王湛之辩发生在心学学派内部;朱陆之辩是心学和理学关于本体论和工夫论的争论,王湛之辩是把本体论和工夫论糅合在"格物"的诠释中纠结在一起了。两次辩论之相同点在于:无论朱陆之争还是王湛之辩,都是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关于"社会秩序维护与百姓教化方法"的探讨。从理学派与心学派两派间的争论,到心学派内部不同分支间的争论,从"理外心内"到"心与理糅合为一",王湛之辩可以看作是朱陆之争的延续和深化。     

理学语境中的“圣贤气象”辨析

"圣贤气象"是宋明理学家对古代圣贤气质形象的描述,是他们为学用功的境界追求。它以儒家的"希贤希圣"为思想渊源,以中国传统"气象"学说为理论依据,以天地气象为理想状态,从言辞容貌、气质形象等多个角度对儒家的历代圣贤作出了既生动丰满、活灵活现,又空灵透彻、超凡脱俗的阐释。辨析理学语境中的"圣贤气象",对准确理解宋明理学具有重要意义。     

论祁寯藻与晚清理学：以同治朝修国史《循吏传》为中心

程朱理学在晚清的复兴久为学界关注，如倭仁等代表性人物已得到许多讨论。但是，理学复兴仍有复杂面相值得开掘，存在着时势、人事和制度等多种因素的交互。晚清其他朝廷重臣与理学复兴的关系不可忽视，如祁寯藻同治初年位居帝师，其施政作为有倡导理学之意。他于同治二年上奏澄清吏治，请求清廷纂修国史《循吏传》，并影响到该传的写作。祁氏影响下的国史《循吏传》取材理学著作《学案小识》，表彰具有理学思想背景的地方官员，体现出祁寯藻倡导理学的用心。祁氏学兼汉宋，同治初在朝与倭仁等理学名臣多有交往，呼应清廷上下推动理学的时势，以修史为举措，希望用理学振兴地方吏治。祁寯藻奏请纂修国史《循吏传》一事，提供了理解晚清理学复兴在实际政治层面运作的具体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