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日本的“满洲风土”暨自然与社会文化调查书写评析

近现代日本在率先成为亚洲经济与军事强国、走向帝国扩张之路后，从日俄战争开始至1945年战败，由于其把对我国东北作为其“帝国生命线”和侵略目标，故接连不断地对东北进行以帝国主义扩张为目的所谓“满洲风土”包括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暨社会文化在内的调查、书写与刊行。伪满洲国建立后又有“满映”的“文化映画”和科教纪录电影参与了对“满洲风土”的映写，还有近现代日本作家文人的“满洲想象”与现地叙写，构成了数量庞大的文化殖民主义文献。这些调查刊写总体的性质和目的都是为日本侵略中国的政治“国策”服务，隶属于“帝国”视域的知识生产体系，具有文化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逻辑与装置以及东亚殖民主义症候。当然，这些调查书写也包含和留存了某些具有知识性与学术性、历史性与方志性暨地域文化的较为完整的珍稀史料文献，对东北和内蒙古边疆史地研究及地方志修撰具有借鉴参考价值，宜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与评析。     

多重记忆书写——论谭恩美

记忆是一种回溯过去的心理形式，其在功能上显示为一种储存机制。而文学作品是一种特殊的记忆形式，它既是记忆的载体，又是记忆的场所。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对记忆有着特殊的情感，在她的作品中记忆元素贯穿始终。如果从记忆书写的角度去审视《接骨师之女》则会发掘出该作品多层次、多角度的多重记忆书写及其含义。     

禅宗现代转型的发展路向及其启示

禅宗在近代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时代背景下,在佛教自身革除旧弊以求发展的逻辑要求下,凭借明心见性、直指人心等固有思想蕴含的理性精神和人文价值,通过教内外的努力与作用,在传统丛林模式的基础上呈现出世俗化、生活化、教团化、学术化等几种新的发展路向,它们彼此关联又各具特色。总结和反思禅宗现代转型的这些发展路向,可以为探索佛教在当前及未来的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解构与建构:民族志书写的内在悖论探析

民族志书写之所以在现代社会受到持续不断地批判与反思,是与其内部存在的诸多悖论有关。"零度"书写与"非零度"书写、"权宜"书写与"权威"书写、"变生为熟"与"变熟为生"以及书写"神秘"与"神秘"书写等诸多矛盾,就是民族志书写场中矛盾复杂性的最好表征。因此,只有不断地对这些矛盾进行解构,探究出产生这些矛盾的逻辑和实践机理,才能为当代实践民族志书写范式的建构提供理论支撑和事实论证。     

桐城派早期作家的明季史事书写

清代桐城派早期作家戴名世、朱书、方苞等人,均有志于著史,特别是明末史事的写作。这一创作兴趣,体现了清初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兴盛、皖北沿江一带的历史文化特点与诸人自身学术志向的多重影响。在史观上,戴名世、朱书有较为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承认南明统绪的存在,并对明末党争采取了唯其是不唯其人的持平态度。方苞则往往回避明清断限问题,在党争问题上则赞同东林一派史家的意见,更强调史著的教化作用。在史法上,戴名世、朱书的文字,较为宏阔,其文不可用明确的法度来阐释;方苞则较注重行文法度,下笔不免拘谨。"《南山集》案"后,戴、朱著述零落殆尽,在后世影响甚微。方苞所追求的思想与文辞的雅洁、规范,则成为桐城派文章的代表性风格。     

从撇与横的交接看近代汉字书写面貌与规则

现代汉字的笔顺规则中,左边的长撇与横(横钩)的相交或相接,都是先写上面的横(横钩),再次书写左边写撇。然而通过我们对有唐以来此类汉字书写的实际梳理,发现情况有所不同:近代汉字书写中,左撇与上横(横钩)的交接,均是先左撇,次上横(横钩),几乎没有例外。文章列举了"右、成、戌"等例字,将其从唐代介绍到民国,材料涉及手写文书,字帖,字典以及习字书等,旨在较为全面的介绍此类汉字在近代的书写面貌,总结和概括出其笔顺特点,和现代汉字笔顺规则做一对比说明,也为现代汉字书写规则的调整做出合理的解释。     

The National Writing of Shiji (史记) and Sima Qian' s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史记》民族书写体现出司马迁已初步产生了将天下各族视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体体现在创设少数民族专传的民族传记书写、主张少数民族与华夏族祖出一脉的民族同源书写、倡导和平处理民族纠纷的民族关系书写等三个方面.司马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两汉大一统格局的完成与巩固、家国一体与和合大同的儒家观念以及著家本人的著史意愿与品格三者的交互作用下生成,影响深远,促成了古代中国多民族友好大家庭的建构以及当代中国各民族大团结大融合局面的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