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动态奖惩机制下绿色建筑供给侧演化博弈研究

从绿色建筑供给侧角度出发，构建消费者效用函数、开发商利润函数和政府与开发商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消费者绿色偏好、建筑绿色度、成本等因素对建筑价格、需求和利润的影响以及政府动态奖惩政策下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结果表明：消费者绿色偏好支付系数和建筑绿色度的增大有利于绿色建筑价格、需求和利润的提高，但高成本却使需求和利润降低；政府采用静态补贴与静态税收政策时，博弈系统不存在演化稳定策略，采用动态补贴与静态税收、静态补贴与动态税收、动态补贴与动态税收三种政策组合时，系统存在演化稳定策略；动态补贴与静态税收的政策组合在推动绿色建筑发展方面优于其他政策；开发商开发绿色建筑的概率与补贴上限值呈负相关，与税收上限值呈正相关。     

绿色技术创新对医疗卫生条件存在选择性偏好吗?

自由市场传统经济环境中绿色技术创新往往不足,什么因素更有利于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创新地条件是否会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偏向性影响,现有研究并未形成共识.利用2007—2013年中国184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以碳排放衡量非期望产出,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征绿色技术创新,检验创新地特征尤其是医疗卫生条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可能性后果.结果发现:绿色技术创新激励存在条件依赖且选择性偏好表现出异质性,即医疗卫生条件越优的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越强,且不同行政级别、不同富裕程度和不同地域的城市的医疗卫生条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不同.这可能源于医疗卫生条件更优的城市更有利于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能够正向激励绿色技术创新进而更利于城市朝绿色技术创新方向转变.     

东北地区推进绿色发展的法治路径

新时代背景下党和国家基于新的发展需要提出了旨在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绿色发展理念,实现了发展理念的迭代与升华.当前东北地区当以绿色发展理念为依据对相关法律规范进行价值升级,依托法律的价值导向作用,以科技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实现法律与技术在绿色发展命题下的交互,运用法律激励机制破解集体行动困局,激励全社会投入绿色发展实践,实现东北地区全面振兴.     

企业绿色创新实践如何破解“和谐共生”难题？

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制造业企业亟须借助绿色创新突破制度和效率困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本研究立足本土"和谐共生"文化,基于二元合法性理论,构建了一个条件过程效应模型,探讨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内在机制与边界条件。基于2013～2018年我国重污染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1)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均能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但绿色工艺创新相比绿色产品创新更能改善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绩效,而绿色产品创新相比绿色工艺创新更能提升企业财务绩效;(2)二元合法性(适应合法性、战略合法性)的中介作用揭示了绿色创新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关系中的和谐机制;(3)伦理型领导正向调节二元合法性在绿色工艺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但未能显著调节二元合法性在绿色产品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为此,本文进一步设计Post-hoc检验,结果表明:伦理型领导与绿色补贴的交互作用可以增强二元合法性在绿色产品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此外,经过一系列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本研究不仅从细分维度丰富了绿色创新理论研究范畴,为绿色创新与二元合法性理论的融合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为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创新实践提供了理论借鉴和指导。     

绿色技术创新伦理何以可能

绿色技术创新伦理研究有两种方向,即"在道德体系中关注绿色技术创新"与"在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中关注道德".其中,绿色技术创新伦理研究的科学性是这两大致思理路得以展开的前提性元问题,即"绿色技术创新伦理何以可能".对这个伦理预设问题的回答,要立足于"绿色技术创新的伦理属性",即在其外部伦理支持与内在伦理倾向的双重根据上给予回应.在伦理支持上,绿色技术创新需要伦理秩序规范引导,需要伦理尺度评价判定,需要伦理智慧排忧解难;在伦理倾向上,绿色技术创新是伦理意向的特殊显现,是伦理运动的规模集结,是伦理精神的深度召唤,它们共同回答了绿色技术创新伦理研究的元理论问题.     

创新驱动视角下淄博市新经济发展思考

当前,山东省淄博市处于转型升级、跨越发展的拐点期,处于老工业城市凤凰涅槃、加速崛起的关键期,市委、市政府提出“大力发展新经济、打造新经济品牌城市”的发展战略,布局新赛道,培育壮大新动能,全力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成家不易，守家更难：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家庭转型“陷阱”与风险——以青年男性的处境为切入

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启动了新生代农民家庭的现代化转型，将其置于市场区位与家庭能力角度发现家庭转型面临陷阱与风险。由于中西部农业型地区农民家庭在婚姻市场的劣势加剧了其婚姻成本，而在劳动力市场区位的劣势使得其家庭能力与在城市开展新成立的小家庭的再生产不相匹配，由此使得青年男性面临成家不易、守家更难的境地。那些未能顺利成家与守住家的男性进入被动的个体化进程，由于没有了作为本体性价值归属的“家”的支撑，其个体化呈现出无根性，其生活进入到消极躺平状态。新生代农民家庭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转型境遇进一步形塑出城乡三元结构，即体面进城的完全城市化、正在努力成家与守家的半城市化与未能成家或守住家的去城市化三个层次。农民家庭陷入在城乡间摇摆的半城市化与返乡的去城市化的处境与其在市场区位劣势下的家庭能力不足紧密相关，对此中西部地方政府应通过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与通过制度设置为其提供保障与留有退路，从而探索出与农民家庭能力相适应的渐进稳健的城市化道路。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治主体的互动结构转型研究

"干部互动"是基于"体制性关联"建立起来的中国政治客观存在关系,它衔接、弥合、建构的是"国家-政府-社会"框架中最为关键的治理主体内在运作机理。当下我国正处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村治主体的"代理人""当家人"角色,在资源密集输入的乡村振兴时代,于"科层-关系"的底色互动关系下开始发生三重结构性分化:传统维持性取向、过渡重构性取向、现代行政性取向。我们必须明晰认知、辩证对待"村治主体互动"在城乡转型中正历经的巨大流变,应始终将村治主体作为衔接国家规范与乡土秩序的中介变量,充分激活自治性,引导基层社会走向良序。     

人工智能时代教师专业发展：契机、挑战与应对

目前,人工智能与教育的融合趋势日益凸显。人工智能扩充了教师认知,改善了教学过程、课堂管理以及一线教师教育科研生态,为增进教师辅助性知识、提升教师课堂互动力、增强教师教学监控力以及提高教师校本教研力带来了机遇。但同时人工智能也对教师固有的角色观、知识观与能力观发起了挑战,并要求教师积极进行角色转型,不断提升跨界融合能力与智能素养。为促进教师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专业发展,国家应在政策扶持与制度建设中构筑教师专业发展的坚固保障,学校应在设施完善与校方鼓励中营造教师专业发展的优良环境,教师也应在知识重组、能力提升与自我重塑中积累自主发展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