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寇准形象

寇准作为历史人物,忠君爱国、疾恶如仇的生平大节记入正史,豪侈生活散见于史料笔记。后世笔记小说、野史附会了近于谶纬的传奇经历;戏曲、小说中生发了知错能改、机智的形象;甚至现代影视剧也多有对寇准形象的刻画。从寇准形象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民间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和忠奸对立的喜好心理,使得寇准形象不断丰富和美化。     

转场中的“在场”:李娟“非虚构”写作中民俗文化的呈现——以《羊道》系列散文为例

新疆散文作家李娟以"非虚构"的姿态呈现出哈萨克族牧民的转场活动,不仅完成了对该地区民俗文化的呈现,也在直面社会民生等诸多问题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反思和追问,表达了自身对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将何去何从的焦虑和责任感。可以说,这种"非虚构"视角下的基于"田野调查"的在场性写作,在作品《羊道》系列散文中反映得最为明显。     

壮族民间黄巢传说的口述史意义

在壮族地区流传着一些黄巢的传说。在这些传说中，壮族民众展开联想和想象，传达他们的历史记忆，抒发他们的思想感情和理想愿望，表达他们关于黄巢这一历史人物的评价与认识。壮族民间的黄巢传说可以补正官方历史文献，具有珍贵的口述史意义。     

明代文论求“真”观念对传统文论真实性观念的颠覆

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求"真"观念之所以呈现出节制性的特点,就在于中国古代的文化是基于文言言说的高雅文化,文学主体是肩负主流意识形态宣教责任的、传承高雅文化的、参与现实政治的文人士大夫。因此,在传统的文学真实性观念中,"真"需要受到意识形态、高雅文化和政治正确性的制约。这决定了并不是所有的真实都能够毫无节制地进入文学书写。而明代以"真"论文学打破了这一节制性的写真实的文学观念。新的求"真"观念从文学主体、文学写作过程和文学之美以及文学本身的真实性判断等方面,均超出了传统的规约,而展现出颠覆性的特点。这种颠覆动摇了传统的高贵的、雅正的文学与世俗世界之间的界限,但也带来了文学真实与现实真实界限模糊的新问题。     

田园风景与新世纪现实主义写作的进路

新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从底层叙事到非虚构写作,在面对乡土时,常常呈现出一个破败荒芜的田园,乡村衰落几乎成为文学的绝对性讲述,缺乏对当下现实的有效解析,只是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狭小内部寻求表达的效度和阐释的完成,以一种内收的、原生的和怀旧的立场面对言说对象,将乡村生产、生活和文化的变迁看作是城乡冲突的破坏性结果,表现出一种乡村守成主义的态度。新世纪文学应当以现代人本主义精神为指引,将“人”作为对现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根本出发点,从“整体中国”的立场审视当下的城市化进程,才能真正表述当代中国,真正承担起文学在这个时代理应承担的历史使命。     

瑶汉盘瓠神话-仪式叙事中的"历史记忆"

以瑶族和汉族的盘瓠神话以及瑶族的"还盘王愿"祭祀仪式为例,借用人类学神话-仪式理论,对历史记忆中的"事实/虚构"进行分析.试图证明社会历史记忆作为族群的一种策略性选择,与族群认同和在特殊情境下的生存关系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事实"与"虚构"本身都构成了社会历史不可或缺的元素和要件.     

“神技无技”：庄子技艺美学思想的吊诡

庄子用合道的神技来取代技艺,即用道的自然无为来改铸技艺,无为是无为了,但也就没有人为之技艺了,此即“神技无技”。神技不具有技艺的规定性,技艺是目的性有为,神技是自然无为;技艺创造的是第二自然,神技则不害第一自然。神技也不是现实的技艺或其比拟,神技是对人为技艺加以“自然无为化”或“道德理想化”后的虚构,有其神秘性。神技的逻辑结果就是对现世技艺的取消与否定,如“无画之画”、“其钓莫钓”、“无乐之乐”等。神技经后世的理论转化后,实现了与技艺的统一,那时才显现出“无法之法”等艺术创造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