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空间中的身体”为符号——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中“农民老父亲”的群氓形象和视觉叙事

中国农村题材电影塑造了大量隐喻性的“农民老父亲”形象，以此阐释农村社会关系、人与土地的关系和城乡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农民老父亲”群像脱离了智慧老人的文化原型，从革命和建设的先锋英雄转化为有待启蒙的群氓，并通过强化图像叙事、减弱语言叙事的方式，使图像的隐喻性更为突出。“空间中的身体”是该影像的核心，关系到人与环境的各类对比关系，其内涵可以向性别、阶层、个体/集体、公共/私人多个面向展开。苦味肖像、“劳动空间中的身体”和“人际空间中的身体”三类图像是分析的切入点。肖像镜头背离了中国电影传统，呈现出大面积阴影、沉默和隐匿表情的共同特点。“劳动空间中的身体”图像突出身体和劳作空间的关系，强调身体性（暗示劳作），忽视个体主体性的体现。“人际空间中的身体”图像将视觉传统中“父—子”间隐喻性的上下空间关系反转呈现，将父亲们描述为既处于对立立场又缺乏话语权的旁观者，需要被“子一代”启蒙。“空间中的身体”作为符号帮助建立“农民老父亲”的群氓形象，将相关的文化、经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视觉化，参与启蒙叙事，同时，也将“父亲们”塑造成他者化的“沉默的异化的劳动机器”，参与了对城乡界限的意指实践，使之成为银幕上的文化地理学案例。     

后理论、后电影与文化研究之后的理论#br# ——再论后理论之争#br#

电影研究的后理论、后电影等概念，与文学理论使用的后结构、理论之后等，虽都翻译为中文“后”，却有其各自的问题意识与对话对象。在厘清概念的基础上，齐泽克对波德维尔等人后理论的批判，具有转折时代的特定思想意义。在文化研究衰微之时，齐泽克的再符号化与后理论的认知研究，构成了“索卡尔—文本”事件之后人文知识生产的不同理论选择。在当前后电影状态下，文化研究的持续发展与电影哲学的稳步推进，显示着新文科建设过程中人文研究的新契机与挑战。     

《正谊堂丛书》与《正谊堂全书》考论

世人对于康熙末《正谊堂丛书》和同光间《正谊堂全书》(尤其是前者)的子目多所不知,甚至还存在张冠李戴的情况。因据《张清恪公年谱》、《正谊堂文集》和《续集》、《正谊堂全书》第一册以及《中国古籍总目》等的相关记载,对康熙末《正谊堂丛书》的编纂和刊刻,以及同光间的重刻情况予以考证,并对二者的部类和子目变化加以比较分析,从而否定《中国古籍总目》等贻误他人的著录。二者的刊刻,对于清代正统理学的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气论视域下的儒释之辨——论周敦颐、张载对佛教徒批评的回应

宗密在《原人论》中,以“真心”为中心,论证了人与物之区别的依据、性之善恶发生的可靠原由及吉凶、祸福、贵贱、生死所产生的必然性,由此批评了儒道两家(尤其是儒家)的“元气”论。理学先驱周敦颐、张载,率先分别以“太极”“太虚”为中心建构理论,对宗密的批评一一作了回应。但两者相较,张载的论证内容更加详实、逻辑性更强,因此在回应宗密的挑战上有效性更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回应佛教挑战的任务圆满完成了,因为张载与周子一样,其理论体系仍有不足之处。尽管如此,但他们的理论还是引起了同时代佛教徒(如契嵩)的关注与回应。     

可普遍的中国信仰-教化之道——基于《尚书》之《尧典》《舜典》的解读

华夏中国自诞生起就是超大规模共同体,且其凝聚力异乎寻常之强固,又在此后数千年间持续成长,在几乎每个历史时期均为世界上规模最大之政治体共同体。中国此一伟大政治成就不能不溯源于华夏之可普遍的信仰-教化之道。本文溯至源头,发掘《尚书》之《尧典》《舜典》两篇与信仰、教化相关章句之微言大义,以推明圣人所立中国人的信仰体系与中国文明与政治共同体的教化之道,并论证其相对于西方教化体系所具有的更高普遍性。     

威廉·坦普尔的园林理论初探——以《论伊壁鸠鲁的园林,或论园艺》为分析对象

威廉·坦普尔爵士园林思想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薄弱之处。实际上,坦普尔在《论伊壁鸠鲁的园林,或论园艺》中系统地探讨了园林的起源、伦理意义和审美形态等问题。他从病原学的角度出发,把园林作为治疗人们过剩欲望的理想之地。他虽然赞同伊壁鸠鲁主义的退隐思想,却从政治德性、顺从自然、自由选择3个方面阐述了园林的退隐伦理。在园林之美上,他认为美在于形式,但是这种形式既包括欧洲的规则式之美,也包括中国的不规则之美。坦普尔的园林理论对我国当下的疗养院园林、私家园林的建设等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朱熹理学与日本"合理主义" ——从源了圆《日本的合理主义》谈起

源了圆认为朱熹的"理"观念是日本"合理主义"形成的诱因:"无极而太极"之"理"具备道德性格,演绎出"思辨的合理主义";基于"理在气先、理气不离"的"格物致知"生发出"经验的合理主义"。随着西学援引,由"格物致知"生发的"经验合理主义"逐渐成为日本"合理主义"的主导,并由此助推自然科学的高速发展,政治生活中的忠于天皇、武士之勇、"达成目标"等价值坚守;伦理道德上消解朱熹理学中的"敬",确立自然性情的合法地位,强调出于主体心情自然流露的行为即是道德的行为,摒弃伦理法则的客观性,还伦理于俗事生活。以源了圆为代表的日本学者从文化比较视角对日本文化所作的致思在内容、方法与视野上均对我们解析儒学现代价值及其转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