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财政激励与村级公共产品自主供给

利用农村“一事一议”制度变迁作为研究对象，从影响农村居民集体行动的社会因素与财政因素两个维度，对农村公共产品自主供给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证实：“一事一议”制度有利于农村公共产品的结构优化，其显著提升了村级公共服务的供给绩效。农村传统的“宗族”社会结构有利于克服集体行动中的“自利行为”和“搭便车”倾向，促进了“一事一议”的开展，而当前逐步扩大的收入差距形成了公共产品的偏好差异，提高了“一事一议”的交易成本，但是有效率的村级治理体制对村庄开展“一事一议”具有促进作用。“一事一议”挂钩的财政补助，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实证研究结论对于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培育内生性的公共产品自主供给机制，提供了决策依据。     

集体行动视角下的制度逻辑演化机制研究

通过对我国专车服务市场制度变革过程的纵向案例研究，探讨了组织场域中的集体行动如何推动制度逻辑演化的内在机制问题。研究发现：制度逻辑的演化过程主要经历了分离、冲突和共存三种状态，不同的制度逻辑的演化是由行动主体能动性策略和资源利用所构建的集体行动模式差异性驱动的。制度变革机会的涌现促使场域中的行动主体采用协调性的集体行动模式，促成了新制度逻辑的生成，并导致了新、旧两种制度逻辑的分离；在制度变革机会变得模糊的场域中，行动主体非协调的集体行动促使新、旧两种制度逻辑之间的激烈冲突；而在制度变革机会沉没的情境下，行动主体再协调性的集体行动最终促成了新、旧两种制度逻辑的共存。研究结论对我国当前复杂制度环境下新兴业态的发展以及传统业态的协同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ICA框架下跨域环境政策执行的合作困境与消解——以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为例

合作机制的构建是达成区域合作、提升跨域环境政策执行效力的基本保障。以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执行合作机制为考察对象,将其根据自治程度划分为三种不同类型以及七个具体类别;运用制度性集体行动(ICA)理论框架审视不同类型合作机制的交易成本与合作风险,发现流域间生态补偿政策执行陷入合作困境缘起于现行合作机制内含较高水平的合作风险与交易成本;结合我国现实情境提出完善非正式合作机制等消解策略。合作风险和交易成本是构建合作机制、实现区域合作的最大阻碍因素,尽可能消弭其不良影响,进而依据具体问题构建并相机选择高效合作机制是走出合作困境的关键。     

小农生产的社会行为逻辑与制裁意欲的表达层级——基于广西宗族性村庄的考察

观察农民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存在的制裁机制如何运作,是了解村庄整合度、农民集体认同与行动方式,把握村庄社会秩序的生产和维持的重要切入口。在中国的宗族性村庄中广泛存在的小农社会行为的一致性,是通过“协商缺失的被动协同”和“小农社会的行为制裁”两种方式达成的,其根本差异在于多数农户对少数不一致者的行为是否存在制裁意欲。然而制裁意欲并不必然能够转化为针对少数不一致者的有效制裁行为。小农制裁意欲的表达因制裁效度的不同而表现出明显的层级序列结构。宗族性村庄浓密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一方面阻碍小农制裁意欲表达层级的上升,但另一方面也使少数不一致者仍对宗族精英、村庄精英和村庄舆论的规训和制裁存在戒惧心理,成为使宗族性村庄的内生制裁机制仍能在某种程度上发挥效用的最后保障。宗族性村庄的制裁机制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村庄治理也会带来有益启示。     

领导者的选择性激励之方

<正>长久以来,我们认为基于共同利益的集体成员会自觉为集体利益的增加而采取一致行动。这源于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经典理论:每个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当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时,无形中也为社会做了贡献。然而,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以微观分析视角和形式模型方法得出了挑战常识的观点:共同利益不是集体成员采取一致行动的充分条件,缘于     

公民网络抗争动员:从概念建构到关联性议题反思

网络抗争性政治研究已成为备受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公民网络抗争动员"这一概念是基于既有研究概念的不足而提出的,希望能够统合不同形态的抗争行动,打破虚拟与现实社会抗争行动的僵化对立,提供一个更加全面、立体和丰富的解释性框架。对于公民网络抗争动员的研究,还需聚焦关联性议题尤其是要对线上线下抗争行动转换、网络抗争形塑下的国家—市场—社会的内在关系、公民网络抗争动员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互动以及网络协同性治理等议题作出理性分析和反思,不断拓展网络抗争性政治研究的题域,以新的理论工具建构来寻求网络治理之道。     

参与集体行动还是获得资源：中国私营企业加入行业协会的动因分析

以往的多数研究认为缺乏自主性阻碍了当前中国行业协会的发展,但在行业协会普遍缺乏自主性的情形下,调研数据却显示私营企业加入协会的数量在持续增长。西方理论视角将自主性作为行业协会发展的基本逻辑,这一观点很难解释中国情境下的这一矛盾。基于研究转型国家的庇护理论(Clientelism),从企业的视角出发,考察中国的私营企业加入行业协会的动机和企业政治关系对加入行业协会的影响。通过对2006-2010年"全国私营企业的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有政治关系的经济精英加入行业协会的比例更高,私营企业加入行业协会的主要目的是政策解读、与政府沟通和俱乐部服务,而并非行业自律和协调,私营企业加入行业协会获取政治资源和组织资源的动机大于参与集体行动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