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中和思想及其永恒价值

儒家中和思想是最高境界的道德标准、超越时空的美学标准，也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执两用中，执中致和，由“中”而“和”，由“和”而“生”，涵盖了历时的、线性的“和实生物”与共时的、网状的和谐共生。在万物化育生成、人生事业发展、社会秩序维系、人类未来生存等方面都有着超时空存在的永恒价值，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学也给予了很好的回应和深刻的诠释。     

"圣之时者"与历史地思——马克思与儒家在运思方式上的契合

儒家思想有其强烈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感,这是它同马克思主义能够相契合的一个重要缘由。因为马克思所特有的运思方式,就在于在西方哲学史上恢复了对时间性的信赖,开辟了"历史地思"的独特路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运思方式上的一致,才是两者实现其可能之会通的根本前提。因为它从哲学意义上保证了会通双方在元问题(meta)层面上的契合。     

“德命”与“时命”:孔子天命观新论

孔子相信天命对于人事具有主宰意义,认为德由天赋,天人之间存在良性互动,人通过德性可以致福,其理论本质为德命或德福一致说。然而孔子落寞的一生却成为最好的反证:现实中人的德性善恶与其命运臧否之间并无必然关联。由此导致孔子之后儒家天命观发生重大转变,即由原来肯认德福一致的"德命观"转而为坚持德福未必一致的"时命观"。     

儒家思想经世致用之学与高职院校“工匠精神”培养

儒学自孔子始,就是入世之学,核心为仁,行仁之根本就是行礼,让个人、社会都纳入礼制有序的轨道。故孔子授道是希望学人能修齐治平,利于社稷民生,即经世致用。当代社会高职教育顺应社会发展和时代背景,力求培养"工匠",而"工匠精神"的实质就是以精湛的技术服务于行业和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使命感和专注力,这与儒家经世致用之学思是不谋而合的,回顾经典方能成就未来。     

内识：杜绝心学流弊的根本之法

心学作为儒学系统的一个分支，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后来也出现了重重流弊。牟宗三曾大力彰显性体，以性体保障心体客观性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作用有限。在儒家生生伦理学的系统中，与道德相关有欲性、仁性、智性三个因素，其中仁性和智性都是道德根据。与仁性相对应的是心学系统，与智性相对应的是理学系统。仁性和智性都可以决定成德，但功能不同。仁性的作用在于内觉，以发现自己的仁性。智性的作用在于认知，具体又可分为外识和内识。外识是对与道德相关的外部对象的认识，内识是对内在道德根据的认识。启动智性，发展内识，对仁性这一道德根据加以真正的认识，才是杜绝心学流弊的根本之法。     

从古典法治走向现代法治——段秋关新作读后

《中国现代法治及其历史根基》关于法治古今纵横多元之说为中国古典法治安顿了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古典法治从初级形态向常规形态的经历酿造了法治的原始精华和实践成果;纳礼治、德治、法治于一炉的人治说概括了古典法治的本质特征;对儒家之礼和法家之法的历史定位与现代审视;中国现代政治实践的经验教训与艰难选择彰显了法治的无比优越;中国法治观念的三度升华。     

何种“道”？谁之“统”？——儒家道统说的建构与变迁

道统，就是按照某种认定的“道”为原则而甄选出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并依某种顺序编排成一个谱系。道统说并非古已有之，唐宋以后则颇为兴盛。但究竟何为道统之“道”，则各家的界定均有不同，或偏于外在的规则，或偏于内在的本心，或诉诸社会的道德实践，或究心于空灵玄妙的内圣工夫。由此建构起来的“统”，也不尽相同，有此家认定的人物，他家予以否认者，反之亦然。倡导儒家的道统说，有必要辨明所要弘扬者是何种道，所要传承者是谁之统。     

巴人“胡风批判”与“日丹诺夫模式”的“亲缘性”

[提要]巴人1956年《文学论稿》从政治立场、哲学方法、美学观点三个维度批判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较之1948年与1955年的胡风批判更具理论性。其理论资源与1954年春在北京大学讲学的毕达可夫讲稿《文艺学引论》相同，皆取自“日丹诺夫模式”，由此可反思文学理论是否尊重了文学的审美性。     

深生态学与儒家思想的会通及其生态意义

深生态学是伴随全球生态危机而产生的一种激进环境伦理思潮。它自视比浅层生态学更深,并提出八大纲领和劝勉性口号以提高公民深层生态意识,指导其生态实践。"自我实现"和"生态中心主义平等"作为最能体现深生态学的理论主旨和核心要义的两条准则,被视为是使个体突破自私自爱的"小我",将其人性向他人拓展和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最终拥抱万物并走向"生态大我"的绝佳路径。而这恰恰与中国传统儒家历代核心人物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追求有着诸多的契合之处:二者对个体小我之突破,对人性向善潜能之挖掘,对人之为人境界之考量等,均心有戚戚,可谓千古之音。深入剖析深生态学与儒家思想的会通与聚合,对反思人类在自然中的正确位置以及如何与自然共处,特别是对人们生态良知的唤醒,生态心性的培育,生态美德的养成和生态品格的型塑等,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并可成为探索我国公民环境道德教育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