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权建设"与中国乡村政治变迁

运用“国家政权建设”这一理论框架可以透视中国乡村政治的特点和发展轨迹,了解中国乡村政治的真实面相。中国的乡村社会可以划分四个阶段:传统时期是从乡绅主导的自治体制、晚清民国时期的混合体制;新中国成立后则实现了从带有理想色彩的人民公社体制向现代性的乡政村治体制转型。  

由“前改革时代”到“后改革时代”

一、"后改革时代"到来的标志 按照国家"十一五"发展计划,到今年我国将完成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  

论20世纪初叶中国乡间私塾的文化地位

清末学制改革后,乡村社会形成了别具特色、新旧并存的二元教育模式.在这种新旧对峙的二元教育结构中,乡间私塾以其特有的灵活性和乡土适应性位居乡间文化的霸主地位.乡间私塾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乡村学校,而且在社会功能上仍然是社区的文化活动中心,并更显突出.  

明末东南沿海社会重建与乡绅之角色——以林大春与潮州双忠公信仰的关系为中心

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基金项目(HKUST6169/98H)文章考察了明代后期广东潮州的著名乡绅林大春与双忠公信仰的关系，以此说明明代中叶以后东南沿海地方整体社会结构的转型。文章展现了读书人在民间信仰传播方面的重要影响，同时表明，一个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具有合法地位的外来的神明，要为某一地区的民众所接受，常常还要通过灵验故事和占卜仪式等来建立与地方社会的利益关系。而这样的过程，同时又可能被当地士绅作为培养民众对王朝和国家的认同感的机会。  

论乡村社会自治权力区域效力的绝对性

在乡村社会中,乡村自治权力的行使实质上是以民主的形式,在特定区域内以秩序和功利为指导原则,实行多数人的统治。它的构成及其运行方式所引起的一系列类似“姑娘户”一样的现实问题,除了源于固有的社会传统外,还基于其内在的法律特性———自治权力的区域效力绝对性。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间,从社会法学的视角剖析这一特性及其成因,既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又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只有寻求自治权力控权理论的突破和创新,才能更好地指导自治权力的实践活动。  

略论英租威海卫时期威海乡村的社会控制

20世纪初期的中国乡村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即国家竭尽全力、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但国家权力扩张的过程也即是“国家政权内卷化”的过程,国家政权在某些方面的加强导致自身的削弱和控制的失败。通过英租威海卫时期国家权力对威海乡村社会控制的加强为个案来说明国家与地方政权关系的演变。  

构建中国乡村传播学的基本思路——传播学本土化的一种探索

文章从传播学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趋势谈起,结合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以及对乡村社会研究的深入,提出构建中国乡村传播学的基本思路,就其主要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理论基础做了初步的界定。  

试论制度化宗教与民间信仰的互融股共生性特征——以鲁西南两村祭祀类民间信仰事象为个案

援引鲁西南两村民间信仰个案,对于制度化宗教和民间信仰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在中国乡村社会,同样作为民众的一种信仰、一种价值取向,民间信仰和制度化宗教在本质上具有相通互融、共生共存的特征,二者的区别也仅是就其形式而言的.这一认识对于乡土文化的重新构建与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都将是不无裨益的.  

社会转型期我国大众体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社会转型是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典型特征,它是指社会从传统向现代、从农业向工业、从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单一社会向多元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等方面转变的过程.结合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几个方面分析我国大众体育发展的机遇.同时,结合当前中国大众体育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分析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大众体育面临的挑战.  

乡村社会网络的利用与再造——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创业的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创业是一个对传统乡村网络充分利用和改造的过程。研究发现,由老乡和血缘关系构成的乡村原生的社会网络,是新生代农民工倚仗的最重要的社会资本。它在激发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意向,加快城市适应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通过城市生活中的非正式交往以及加入老乡会和地方商会等团体组织,乡村社会网络得到了扩展和改造,并在创业过程中发挥了示范和带动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层面,乡村社会网络中家人和亲属的支持贯彻创业的始终,从而构成最持久、最稳定的支持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