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先锋队理论和前苏联官僚政治的渊源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矛盾和困惑,那就是源自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由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控制的运动(或政党)的政治现状如何协调的问题.这一历史性困境所造成的结果是:要么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从明显非革命性的工人阶级中脱离出来,要么在激进政治获得成功后,在党内或者党的国家内建立自己的领导.而无论哪种情况,只要这种脑力劳动的社会分工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就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出现,即知识分子作为官僚集团重新统治群众.     

论官僚政治与商业资本的互动逻辑——双重纬度:下限和上限、矛盾与异化

唯物史观视角下,官僚政治不单纯是一个政治范畴,而是以专制政治权力为核心建构的政治形态层面、制度层面、过程层面、文化层面、技术层面的有机统一体。“下限和上限”、“矛盾与异化”构成政治哲学的双重纬度并有效解析商业资本与官僚政治两者间的互动逻辑和矛盾运动。     

唐宋太上皇问题探析

唐宋两朝总共出现十位太上皇,频率之高,实为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少见。大多数唐宋太上皇迫于重大的政治军事危机,被迫退位,其晚景比较凄凉。究其缘由,大凡唐宋两朝崛起的两股强大政治和军事势力,以及中国官僚制度的主仆性的不确定性使然。由于太上皇现象在本质上同中国皇帝制度和传统孝道社会隐性作用相矛盾,使得唐宋太上皇没有形成一种制度,而是昙花一现。     

论官僚政治对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影响——读《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以经济结构作为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切入点,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手法剖析中国的专制官僚政治形态。该书对官僚政治从技术性和社会性两方面进行定位,并且从政治形态、经济结构和文化意识三个维度来分析官僚政治对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影响及原因。《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对现阶段我国的官僚主义的克服和治理有着启示性意义。     

中国古代科技与官僚政治

中国为何没能产生近代科学革命？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李约瑟本人曾把中国古代官僚政治视为阻碍中国产生科学革命的重要因素。他的这个观点也影响了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李约瑟之谜”的探讨。本文认为，如果说存在着阻碍中国产生科学革命的因素，那么它只能存在于历史和社会的复杂性之中。就官僚政治制度而言，它只是反映着这种复杂性的一个方面。通过对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分析，我们可以解释它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有利条件，但却不能从中推出它是阻碍科学革命产生的原因。因为通过分析我们就能发现：官僚政治制度本身就是这种历史和社会复杂性的产物，尽管它也因此而成为这种复杂性的一个主要因素     

试论明清书吏作乱的制度根源

书吏是古代行政的执行人员,是官员在行政运作中不可缺少的辅助力量.书吏作乱是明清政治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而且清代比明代更为严重,竟然达到"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的地步.可以说,书吏在明清政治中操纵权力,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已经造成严重的"吏弊".从制度角度而言,明清书吏、尤其是清代书吏作乱主要是科举制度、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引发的.科举制度造就的迂腐无能的官员为书吏作乱提供了土壤,人事回避制度加强了官员对书吏的倚重;等级制度森严造成书吏升迁无望、生活无着,使书吏作乱成为现实;君主专制体制下的官僚政治使书吏作乱成为整个封建吏治败坏的组成部分.上述制度因素,才是隐藏在"清代与胥吏共天下"背后的根本原因.     

试论汉武时代官僚群体之抑制心态

在汉武时代官僚群体积极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背后 ,其实还存在着一种抑制心态。它由专制主义的强化和汉武帝本人的卡里斯马品质所生成 ,并对汉武时代乃至整个西汉后期政治产生很大的消解作用。这种心态逐渐固化为一种“范型人格” ,在古代中国长期延续 ,影响至今     

铁券、铁榜与明初的贵族政治

贵族政治作为社会政治发展的早期形态，在封建官僚政治成为主要政治形态的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早就失去其存在的条件。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借仿汉唐时曾一度实行的君主给功臣颁铁券的做法，也给功臣颁赐铁券，在君臣之间建立一种贵族政治，但朱元璋这种保守的政治观在已经高度发达的官僚政治形态下并不能顺利实现，因为，腐朽的贵族政治对封建官僚政治体制下的经济形态和政治形态构成了破坏。.     

礼乐制度与十国政治

从礼乐制度与十国政权的建立、礼乐制度与十国君主集权的加强以及礼乐制度与十国官僚政治的发展三个角度可以窥视礼乐制度与十国南方诸国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 ,礼乐制度在政权建立、界定君臣关系及官僚集团内部关系等方面的政治功能。五代十国时期南方诸国的建立 ,为南方社会礼乐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具有南方特点的礼乐意识和礼乐体系因此兴起 ,并在南方诸国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论技治主义

技治主义的定义、历史、特征、存在理由。技治主义虽然胜于官僚政治,但是它也有诸多缺陷:缺乏管理现代社会的其他的必要知识和素质;作为手段而非目的的科学和技术对目标确定和价值选择的问题先天乏力;在思想上和行动中易于陷入传统的科学和技术固有的机械决定论或因果一义论的模式,无视或轻视社会和人的问题的复杂性、多变性乃至混沌性;排斥乃至剥夺政治家和公民行使、参与政治的权利或权力;尤其是侵害或消弭人的自由和自主性。我们对此必须有明确认识,并从思想认识和公共教育两方面双管齐下逐渐予以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