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自由概念的三个层次

文章把康德的自由观划分为"先验的自由"、"实践的自由"和"自由感"三个层次.(1)"先验的自由"在理论理性中为实践的自由预留了一个可能的自由的"理念";(2)"实践的自由",分为"一般实践理性"的自由即"自由的任意"(derfreie Willkur)和"纯粹实践理性"的自由即"自由意志"(der freie Wille),两者都具有自由本体的意义(不纯粹的或纯粹的);(3)"自由感",分为审美鉴赏的自由感和社会历史中的"自由权"(言论自由、立法自由、财产权等),这两者都被划归"反思的判断力"的范围,并非人的自由本体,但却都是人的自由本体的"象征"或"类比".  

形而上学的奠基问题--儒学视域中的海德格尔及其所解释的康德哲学

通过双重透视,亦即通过海德格尔视域对康德的透视,儒学视域对康德、海德格尔的透视,来探索哲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形而上学的奠基问题.海德格尔所谓的形而上学莫基指的是为传统存在论哲学奠基,具有两层含义莫基不仅为形而上学提供新的基础,而且这个新基础将决定形而上学本身的重建.根据这个观念,海德格尔批判地继承了康德的形而上学莫基工作.儒家哲学的重建也有自己的形而上学奠基问题,但是儒学的奠基既不同于康德,也不同于海德格尔的思路.它不是康德式的理性奠基,而是由情感来莫基;但它也不是海德格尔式的"烦"的情绪奠基,而是由"爱"的情感来莫基.  

从认识论到意志论

本文对哲学界流行的西方哲学“认识论转向”和“语言学转向”的说法提出了异议，认 为西方哲学的两次转向实际上应是近现代的“意识论转向”（包括近代的“认识论转 向”、近现代的“意志论转向”及现代的“潜意识转向”三个阶段）和现当代的“符号论 转向”，并集中对哲学史上认识论到意志论的转变做了讨论。  

一个被遮蔽了的"康德问题"——康德对"两种实践"的区分及其当代意义

在康德哲学中,存在着一个隐性的“康德问题”,那就是他对“两种实践”的区分。康德从现象和物自体的两分出发,把人的实践分为“技术地实践的”活动和“道德地实践的”活动。前者属于现象界,涉及到人的行动与自然规律的关系;后者属于物自体界,涉及到人的行动自由与规范的关系。在后康德哲学的发展中,随着物自体的被消解、科学技术和实证主义的发展,“技术地实践的”活动成了统一的实践概念的代名词,“道德地实践的”活动的维度被掩蔽起来了。在当代哲学中,“道德地实践的”活动开始受到高度的重视。于是,“康德问题”重新成为焦点,并显示出它的重要的理论意义。  

从实践理性到交往理性——哈贝马斯的社会整合方案

哈贝马斯认为,由于实践理性脱离了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因素,致使个人和社会相分离,并和实践之间存在着过于直接的联系,因此它在解决人和人之间的社会整合问题上失去了作用,进而被思想家们所抛弃.而他所提出的交往理性的方案就是要把法律和社会规范的制定问题放在话语的交流过程中,用对话中的恰当理由来证明社会规范的正当性.这种把理性的观念放在话语过程和理解过程中的思路,克服了实践理性所存在的问题,对于我们重新理解理性的概念具有重要意义.  

康德知性概念的含义

康德知性概念的含义体现在三个层次:(1)广义的知性,指广泛运用于理论、实践、甚至审美领域的整个高级认识能力,包括(广义的)知性、判断力和理性;(2)较狭义的知性,指理论理性或思辨理性,包括理论运用中的狭义的知性、判断力和理性;(3)最狭义的知性,指先验自我意识或纯粹统觉。  

哈贝马斯与康德、黑格尔的伦理观

康德与黑格尔伦理学分别代表着近代伦理学的两个不同方向。哈贝马斯更多地属于康德伦理学传统。商谈伦理学放弃了康德两个王国的学说，克服了康德的内在的、独白式伦理观点，将普遍化原则与论证原则相结合，因而在哈贝马斯看来，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抽象普遍主义，应当的软弱以及信念恐怖主义的批判并不适于商谈伦理学。但商谈伦理学与康德伦理学却同样面临实践有效性的难题。  

感觉与实存——康德“感性论”评议

康德"感性论"是其批判哲学体系的重要内容,它将人的知识对象限定于现象界,并指出,不是知识依照对象,而是对象依照知识,这对近代的哲学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乔姆斯基语法理论的人文精神

乔姆斯基语法理论的产生有其思想文化理论背景,早期受笛卡尔影响最深,康德哲学对乔姆斯基语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作用。乔姆斯基语法理论中的“生成能力”和“语法规则”是有同一性意义的。能力是规则的潜在形态,规则是能力的外在显现,并可表达为形式系统.语言使用者关于规则系统的基础知识即为能力。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形式犹康德的先天知性形式和“图式”,其人文精神在于揭示人类心智和思维特征的普遍性,进而可以把人定义为“语言符号的动物”。  

西方实证方法对王国维学术研究的影响

康德哲学的二重性,对早年王国维转向实证研究提供了内在的契机。当王国维运用逻辑分析和实证研究方法来审视和分析中国传统哲学时,有利有弊,但将其引入史学研究时,则形成了他独特的学术风格和治学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