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办报”概念的百年演化与话语创新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一个世纪的历史，仅就如何履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办报的角度说，实际上是一部不辍探赜、创新与实践“政治家办报”话语体系的历史。“政治家办报”概念的孕育与发展，蕴涵着新闻与政治、学术与时代之间的交光互影：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其经历了一个概念形成—理念泛化—共识重塑的概念体系创新过程；从新闻与政治关系的视野看，其经历了一个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演进历程；从历史演化逻辑的维度看，时代发展命题与“主旋律”始终是其价值要义不断得以峻擢的原动力，政治诉求始终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     

劳动作为出路——新中国成立初期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问题史

1957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文章《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其中指出，1957年仅有小部分初中和高小毕业生能升学，绝大多数将不能升学，主要出路是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由此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以这一社论为切入点，通过对1957年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这一问题的讨论，可呈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中小学普通教育和适应国家治理需求的历史实践过程。其典型表现是将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视为“做新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的重要议题，那么，如何对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作出时代性回应就成为理解这一问题史的关键。     

语言演变中的语素化与去语素化——基于称呼语“亲”演变过程的考察

基于历时角度,"亲"的用法可大致区分为古代单音节词"亲_1"、构词语素"亲_2"和单音节称呼语"亲_3"三种。"亲_1"到"亲_2"和"亲_2"到"亲_3"语言演变过程分别是语素化与去语素化。语素化与去语素化符合人们对"亲"认识的范畴化、去范畴化、再范畴化认知机制。     

基于自组织理论构建地方高校协同育人机制

协同育人是当代高校人才培养的主流方向.当前,高校协同育人在制度上、机制上、模式上存在不足,特别是企业方参与协同育人的主动性不强,严重制约高校协同育人的成效.运用"自组织"理论,可以有效审视高校协同育人机制上的缺失,指导深度推进高校协同育人.健全高校协同育人机制,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高校发挥主体作用、企业发挥重要参与作用.     

东西对峙视野下的周初战略部署诸问题

以"夷夏东西说"解读商周时期历史进程,可视为以殷商为代表的东部势力与以周族为代表的西部势力的对峙态势。商周嬗代是西部势力对东部势力的一次重大胜利。周公东征延续了西部势力的胜利,并使东部势力彻底臣服于西部势力。周公分封诸多重臣于东土、营建洛邑调整周王朝上层权力结构等政治手段,大抵可视为周公应对东部势力的战略举措。周初政治军事格局变化与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东西对峙因素的发酵与影响。"夷夏东西说"亦反映出中国古代军事战略与政权嬗递之间的强烈相关性。     

以史为鉴：《赵氏孤儿》有效“走”进欧洲原因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显著增强的综合国力与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为中国文学走向海外创造了有利契机。然而，“西强我弱”的话语格局使中国文学“走出去”面临巨大挑战。鉴于此，分析历史上中国文学有效“走进去”的成功案例至关重要。首先，系统梳理了《赵氏孤儿》在18世纪欧洲世界的译介脉络；其次，阐释其在此基础上实现的文化增值；再次，基于美国学者理查德·布雷多克（Richard Braddock）的“7W”传播模式，分析该剧异域之旅成效显著的深层动因，以期为有效提升中国文学对外传播力提供参考。     

数字社会中算法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构建

算法消费者是消费者体系中的一种新类型,是通过在智能算法接入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为生活消费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算法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构建需要在《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行法律衔接与适用空间的解释或立法构造。算法消费者个人信息过程保护应围绕算法消费者的同意机制多元化、平台经营者个性化披露、算法消费者自动化决策拒绝权及个人信息处理者信息信义义务等维度展开,并以公益诉讼保护作为结果保护的手段。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宣传动员机制与实践策略——以S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例

党和政府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其重要环节,在此过程中如何将宣传动员和专项治理实现有效整合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建构了新时代社会治理中宣传动员类型和实践策略:通过政治动员实现压力传导;借助社会动员形成共识;通过共意动员建立共同体;依托行动动员实现资源聚集。本文以S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动员作为案例,阐释了超大规模国家如何在有效动员与避免社会失序、内部动员与外部动员等不同议题之间实现策略性平衡,以及政府部门如何在示范、刺激和信任的多重机制约束下达成治理预期。     

清代的六谕诠释传统

清初顺治帝重颁明太祖的六谕，使六谕在清代获得合法性，清初地方官及理学名臣均重视以六谕行教化，延续明代诠释传统并形成了《六谕集解》等新的注解文本。康熙九年圣谕十六条颁行后，逐渐取代了六谕在乡约中的核心位置，但六谕仍以潜流的方式在族规家训等文本中存在。19世纪，六谕被重新提倡，地方官员、儒学士人以及宗教人士对六谕的兴趣被激活，在清末更出现了《宣讲拾遗》《宣讲新篇》《圣谕六训集解》等新型体裁的六谕诠释文本，脱离乡约而趋向于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