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办报”概念的百年演化与话语创新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一个世纪的历史，仅就如何履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办报的角度说，实际上是一部不辍探赜、创新与实践“政治家办报”话语体系的历史。“政治家办报”概念的孕育与发展，蕴涵着新闻与政治、学术与时代之间的交光互影：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其经历了一个概念形成—理念泛化—共识重塑的概念体系创新过程；从新闻与政治关系的视野看，其经历了一个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演进历程；从历史演化逻辑的维度看，时代发展命题与“主旋律”始终是其价值要义不断得以峻擢的原动力，政治诉求始终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     

新兴构式“X千万条，Y第一条”多维探析

2019年,"X千万条,Y第一条"结构进入了人们的生活,成为当年的网络流行语之一。根据语料分析发现:"X千万条,Y第一条"结构对称,容易上口;构式中"条"与X、Y搭配灵活,提高了这个构式的适应性,"X千万条,Y第一条"成为一种修辞构式。其含义突破了字面的意思,整个构式语义需要重新解读为"在众多存在的X当中,Y是最重要的",表达的语义重心是后一个分句。说话者通过夸大背景X,而使焦点Y的重要性得到凸显,其认知机制符合人们对世界感知的"图形——背景"心理模式和人们对语言使用的社会认知语用机制。该构式广泛地被使用于新闻标题、广告、标语等领域,给人警示、建议、提醒等。     

"负责任创新"教育:现状、要求与路径 ——以理工科类大学生为视角

"负责任创新"是近年来欧美国家提出的一种新发展理念,对促进经济、社会与科学技术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理工科类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技术创新的生力军,亟待加强"负责任创新"教育.为此,从社会整体发展、社会创新主体、创新教育范式、受教育对象成长四个层面回应"负责任创新"教育的现实诉求,遵循"负责任创新"的"预测—反思—协商—反馈"的代表性理论框架来设计"负责任创新"教育的基本要求,最终从从业认证、课程协同、意识培育、文化营造等维度构建具有相对统一价值追求和实践规范的新型创新教育范式,为我国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提供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新路径,增强高水平创新人才储备.     

劳动作为出路——新中国成立初期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问题史

1957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文章《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其中指出，1957年仅有小部分初中和高小毕业生能升学，绝大多数将不能升学，主要出路是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由此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以这一社论为切入点，通过对1957年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这一问题的讨论，可呈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中小学普通教育和适应国家治理需求的历史实践过程。其典型表现是将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视为“做新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的重要议题，那么，如何对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作出时代性回应就成为理解这一问题史的关键。     

语言演变中的语素化与去语素化——基于称呼语“亲”演变过程的考察

基于历时角度,"亲"的用法可大致区分为古代单音节词"亲_1"、构词语素"亲_2"和单音节称呼语"亲_3"三种。"亲_1"到"亲_2"和"亲_2"到"亲_3"语言演变过程分别是语素化与去语素化。语素化与去语素化符合人们对"亲"认识的范畴化、去范畴化、再范畴化认知机制。     

东西对峙视野下的周初战略部署诸问题

以"夷夏东西说"解读商周时期历史进程,可视为以殷商为代表的东部势力与以周族为代表的西部势力的对峙态势。商周嬗代是西部势力对东部势力的一次重大胜利。周公东征延续了西部势力的胜利,并使东部势力彻底臣服于西部势力。周公分封诸多重臣于东土、营建洛邑调整周王朝上层权力结构等政治手段,大抵可视为周公应对东部势力的战略举措。周初政治军事格局变化与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东西对峙因素的发酵与影响。"夷夏东西说"亦反映出中国古代军事战略与政权嬗递之间的强烈相关性。     

以史为鉴：《赵氏孤儿》有效“走”进欧洲原因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显著增强的综合国力与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为中国文学走向海外创造了有利契机。然而，“西强我弱”的话语格局使中国文学“走出去”面临巨大挑战。鉴于此，分析历史上中国文学有效“走进去”的成功案例至关重要。首先，系统梳理了《赵氏孤儿》在18世纪欧洲世界的译介脉络；其次，阐释其在此基础上实现的文化增值；再次，基于美国学者理查德·布雷多克（Richard Braddock）的“7W”传播模式，分析该剧异域之旅成效显著的深层动因，以期为有效提升中国文学对外传播力提供参考。     

“新格义”阐释: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虽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中国，但由于学界长期囿于理论的单一接受阐释，缺乏方法论意义上的吸收转化，因而至今并未见到真正的本土化阐释形态。文章提出以文学语言学阐释的原理形态为出发点，运用华裔学者傅伟勋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格义”阐释法，通过对中西文学语言学阐释各自所包含的“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五层次文本意涵进行“共现”“分梳”“比堪”“融通”四步骤的“格义”阐释，由此形成一种“新格义”阐释法。此种阐释法，应该就是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实现本土化阐释的真正方法形态。     

清代的六谕诠释传统

清初顺治帝重颁明太祖的六谕，使六谕在清代获得合法性，清初地方官及理学名臣均重视以六谕行教化，延续明代诠释传统并形成了《六谕集解》等新的注解文本。康熙九年圣谕十六条颁行后，逐渐取代了六谕在乡约中的核心位置，但六谕仍以潜流的方式在族规家训等文本中存在。19世纪，六谕被重新提倡，地方官员、儒学士人以及宗教人士对六谕的兴趣被激活，在清末更出现了《宣讲拾遗》《宣讲新篇》《圣谕六训集解》等新型体裁的六谕诠释文本，脱离乡约而趋向于善书。     

历史人类学视角下的清代蒙藏关系再思考——兼论所谓“西藏佛教世界”共同体的成立性问题

近年来,国外某些藏学研究者以藏族与蒙古族具有共同宗教信仰为由,提出所谓“西藏佛教世界”共同体的理论假说。然而,通过引入历史人类学的观察视角以分析发掘民间口碑材料中承载的历史信息,再将之与传世文献提供的历史背景结合互证,所得出的结论足以揭示上述理论模式实际上无法解释蒙藏民族在清代经历的复杂历史进程,因而步入历史解释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