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颢:黄鹤一去不复返

崔颢之于黄鹤楼,无疑是一个文化符号。这归功于那首为人称道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赋比兴?过去的仙人已经驾着黄鹤飞走了,这里只留下一座空荡荡的黄鹤楼。黄鹤一去之后,再也没有回来,千百年来,只看见悠悠的白云在黄鹤楼上空。     

政府、媒体与公众的多重互动:政务短视频的营销传播策略分析 ——基于丁真走红事件的个案考察

随着短视频的发展,政务短视频成为重要的营销传播主体.在社会化媒体的语境中,以藏族少年丁真的网络走红为例,分析了政府、媒体与公众围绕该热点事件呈现出的多重互动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与媒体相互配合,线上线下联动传播;不同层级、不同领域、不同地域的政务号协同传播;同时,政府和媒体共同构筑了公众参与的话语空间,在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共同参与下短视频平台上形成了一种共创、共享的对话机制和传播策略.除此之外,基层政府在利用政务短视频进行营销传播时,还需要进行在地化的表达,维持常态化的运营.     

民族声乐作品中时代性的把握 ——以《我的祖国》为例

民族声乐作品的时代性,即作品与时代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社会生活、个人因素和演唱方法三个方面.特别是面对如《我的祖国》这类经典时代作品时,把握作品中的时代性相关因素,是理解其时代性风格特点的根本之所在.     

人际意义视阈下新媒体语篇图文关系探究——以微信公众号China Daily文章为例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数字技术的不断升级，新媒体逐渐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之一。为了更加符合人们的阅读习惯，新媒体语篇由多种模态呈现。其中，图片与文字两种模态及其模态间关系对语篇目的的实现起着重要的作用。本研究选取China Daily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文章为例，以Martin等人的评价系统与Kress&van Leeuwen的视觉语法为依据，分别考察该类语篇中图片与文字所体现的人际意义，并以Martinec&Salway的图文关系为基础，进一步探究人际意义视阈下新媒体语篇中存在的图文关系。      

诗歌在我的面前, 永远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 ——自述《诗耀中华》

《诗耀中华》观海编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诗歌有着极为独特而崇高的地位。诗歌,是人类抒情表意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诗大序》评价古诗,“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可见,国人早就认识到诗歌是抒发情感、表达意志的重要方式;有人说,诗歌是文学语言的最高形式;有人说,诗歌是文艺皇冠上的钻石;有人说,诗歌是天才大脑里生出来的文学珍宝……诗歌对于我来说是神秘而神圣的。     

古典的遗传——论现当代作家对《定婚店》故事的重写

现当代作家对《定婚店》的重写主要表现为继承与改造。就继承而言，体现在作家们对故事情节进行敷演、套用其预叙手法和移植“婚姻定命”观。就改造而言，则表现为革新故事主题、拓新处理情节及凸显地域性特征。《定婚店》在现当代作家笔下发生变化，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及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也与作品接受者的审美心理有关。这一文学现象，揭橥古典和现代之间相互影响，古典为现代提供肥沃的创作土壤，而现代也在摄取与融入中扩容了古典。这促使我们进一步思索如何在古典和现代之间发挥更大的艺术效力，开拓更为广阔的叙事空间，创作出更深邃的文学经典。     

1920年代“赤都”莫斯科的《新青年》阅读场之构建

《新青年》多达千余人的留学苏联东方大学、中山大学的学员由于倾向于革命政治教育，无疑是最为特殊的《新青年》阅读群体。旅莫群体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学习，是能够在理论上而非政治实际上对《新青年》进行批判、辩论等价值重估的。从阅读角度来看，《新青年》是该群体出国前思想启蒙的阅读文本，也是在苏联时期国内政治信息交流的阅读文本，更是其归国后重新审视国内政治的文本，因此显得异常重要。留苏群体所构建出来的《新青年》阅读场域无疑有别于国内，以留苏所接受的“先进”理论的审视多于国内阅读的政治引导。从该群体对《新青年》的阅读、接受、批驳等舆论，也可以观察到早期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国际之间的政治互动。     

以史为鉴：《赵氏孤儿》有效“走”进欧洲原因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显著增强的综合国力与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为中国文学走向海外创造了有利契机。然而，“西强我弱”的话语格局使中国文学“走出去”面临巨大挑战。鉴于此，分析历史上中国文学有效“走进去”的成功案例至关重要。首先，系统梳理了《赵氏孤儿》在18世纪欧洲世界的译介脉络；其次，阐释其在此基础上实现的文化增值；再次，基于美国学者理查德·布雷多克（Richard Braddock）的“7W”传播模式，分析该剧异域之旅成效显著的深层动因，以期为有效提升中国文学对外传播力提供参考。     

“取利而和，则谓之义”:康有为义利观的新发明——兼与朱熹之比较

康有为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融合了朱熹注的全部内容，同时又不满于朱熹注把君子、小人解为“以德言”,补充了刘宝楠注所谓“君子、小人以位言”的说法，将社会上层官员与下层百姓在义利上的不同道德要求区别开来。与朱熹一样，康有为反对“利心”,推崇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反对上层官员为自己谋取私利；同时又不同于朱熹所谓“不求利而自无不利”,他发挥《易传》“利者义之和”而讲“取利而和，则谓之义”,对“取利”有更多的肯定，并且重视外在的事功，批评宋儒“轻鄙功利”,从而展现了朱熹之后儒家义利观之复杂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