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相左、审美观相济与日本学的中国立场

中国人的“日本论”“日本观”和“日本研究”，合起来可以统称为“日本学”。中国的日本学与作为研究对象的日本之间的关系，可概括为“历史观的相左与审美观的相济”，这是理解中国日本学的关键。日本古代史最早由中国记载表述，而与后来日本人自己的历史观多有差异；近世以后，中日两国学者对同一历史事件也有不同的记述与判断，到了近现代，日本史领域更有针锋相对的史观冲突。从晚清的黄遵宪到现代的戴季陶、周作人，中国的日本学形成了历史观与审美观的双重视角，或者说“历史的”与“美学的”两个向度，即历史观上坚持中国立场，审美观上则能见出其东方传统审美文化的底蕴，并予以积极的评价与认同。这种相左与相济的矛盾统一，形成了中国“日本学”的内在张力，推动着日本学的发展演进。     

百年来我国“东方史”建构的国外背景、理论探索与问题

"东方史"是东方学中的综合性总体性的基础学科,需要丰富的东方学各分支学科的基础积累和体系性的理论建构,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在这方面,近百年来国外已有的东方史建构可以为中国的东方史建构提供借鉴。日本学者最早提出"东洋史"建构设想,相关著作最多,对中国影响最大。欧美的东方史建构开始于东方古代史,而东方通史往往被包含在世界史的框架内,这种模式在中国也有译介和影响。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中国东方史的建构进展缓慢,同时也为今后的研究预留了广阔的空间。中国特色的东方史建构应该突破国别史简单相加的东方史布局,突破"三大文化圈"之类的拼合结构,尝试建立以中国为重心的东方史,使东方史成为中国史的一种自然延伸,并通过东方史的建构,确认中国的东方大国的地缘属性与文化属性。     

栏目解说:文本·教义·教史·信众——中国宗教史研究的内外相济

近代以来的宗教研究,大体分属教内教外两界。由于各自有所偏重和主张,要想同时得到双方的认可,十分难得。梁漱溟、梁启超开始分别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讲佛学(梁漱溟主讲的印度哲学,其实仍是佛学),当真正懂行的钢和泰来后,显示由不同文字的文本比较探求经典本义的东方学正途,两人自知不能继续望文生义地瞎猜附会,只好放弃或退出。而能够得到僧俗两界认可的陈寅恪、汤用彤等人的宗教研究,主要在教史和文本方面,基本不及教义。抗日战争期间,因为条件局限,陈寅恪在被迫无奈地放     

英国东方学的学院化历程考论——从皇家亚洲学会到亚非学院

从威廉·琼斯在加尔各答创建亚洲学会，到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在伦敦创建皇家亚洲学会，英国东方学开始了本土化。从东方学者的呼吁到皇家亚洲学会雷伊会长的扎实推进，先后经过两位殖民官员克罗默和寇松为首的委员会的努力，亚非学院终于成功创建，它是英国东方学学科化的标志。此时的亚非学院在传播东方知识的同时，也为英国的东方殖民培养各类人才。随着殖民主义退出历史，亚非学院才回到了东方学学术本位上，英国东方学走向了真正的学院化阶段。如今，亚非学院是著名的东方学研究中心，它和“父辈”的皇家亚洲学会共同发挥着各自的优势，促进英国东学的发展。     

改变命运的第二份简历

正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主持人张晓楠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在加入央视之前,张晓楠曾是新东方学校的托福老师,还担任过总裁俞敏洪的助理。张晓楠说进入新东方是她人生的转折点,而敲开新东方学校大门的是她那用心制作的第二份简历。当时张晓楠在西安读书,消息还比较闭塞,根本不知道新东方是干什么的。暑假里,一个同学说让她一起去新东方学GR正,她便这样稀里糊涂地来到了北京。在首都体育馆的大型讲座上,她第一次听     

固化与流动——中亚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的背景、演变与范式转型

中亚在历史上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要冲,如今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和中国的过去、当下与未来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基于对中亚历史性定位及其近代变迁的梳理,本文对中亚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的历史演变作了分析性叙述,梳理了中亚民族学的既有脉络并概括了当代中亚人类学研究的相关重点,认为理解中亚地区曾经有过的古典传统,接续性地发掘与利用历史学、东方学、民族学等在中亚领域的既有资源,将会为当代中亚的人类学研究提供必要而有效的知识资源,也能够有效地改变这些学科之间的资源竞争与紧张关系。结合中国的相关研究,如何处理好包括历史学、东方学等在内的中亚研究古典传统与现代民族学、人类学路径的关系,将直接关系到以中国为主体与立场的中亚人类学研究的未来走向。立足于对区域特殊性与历史积淀性的理解,我们所构筑的基于整体理解的中亚人类学框架与路径,必须与西方既有研究中的殖民学术色彩划清界限,与此同时,又必须汲取东方学认知中的合理要素,并整合既有的历史学、民族学资源,从而形成具有整体性特征的、中国的"中亚人类学+"的研究路径与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