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与中国传统绘画、音乐艺术的关系

艺道关系是评价中国传统艺术首要的基本问题,不同的艺术类型与道存在着不同的关系。山水画的"以形媚道"是以"形"的视觉方式靠近着、取悦着道,从而使艺术进入至高的境界。"乐几于道"则是人通过深刻了解音乐符号的本质,以视听的方式达到对道的深刻领悟。道、艺、人在艺术活动中获得一种超越性的统一,精神与肉体、目的与途径、感性与理性融为一体。     

综合性大学音乐本科复合型创新性人才培养 的课程体系创建研究

近几年我国综合性大学音乐本科不断扩招,学生数量急遽增加。由此带来学生专业素质降低、师资与硬件设施不足、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等一系列问题。基于当下综合性大学音乐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复合型创新性人才的培养,笔者主要从复合型创新性人才的界定、培养复合创新性人才的必要性、创建服务于复合型创新性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建设等方面,探讨综合性大学复合型创新性人才培养的问题,从而为新时代音乐人才的培养提供借鉴。     

论萧友梅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的专业办学模式

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是中国近代专业音乐教育的滥觞,哺育了近现代我国建立的每一所音乐专门学校和综合大学音乐科系。从1922年8月19日发布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载的传习所简章和招生章程中,可以初步看出,传习所已经是一所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已经建立了专业的办学模式;以现代专业评价指标结构体系对传习所办学模式进行完形可以发现,传习所的专业办学模式已经体现出以人才培养目标为办学引领,以毕业要求为办学标的,以师资队伍、支持条件和质量保障为办学支撑,以课程教学和合作实践为办学落脚点,以学生发展为办学中心的较为完善的模式结构。     

刍议初中音乐课堂中学生审美素养的培养

伴随着教育教学工作的深入进行,艺术类科目的教育教学改革,全面的开展起来,把学生审美素养的培养,也成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教学任务。作为初中音乐教师,不能把知识停于表面的学习,而要引导学生用心去感受和体验音乐作品,从中受到情感的熏陶和感染,自主的进行作品的开发和研究,品尝到音乐作品创作的乐趣,自发的进行音乐知识的鉴赏,培养学生热爱音乐之情,亲身体验我总结音乐作品的学习规律,发自内心的喜欢上音乐知识,从而为学生审美素养的培养奠定坚实的基础。     

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医的社会性偏见：以梁启超疾病史为例

文章回顾了近代时期医学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近代知识分子产生对中医社会性偏见的原因是西医的科学知识被社会所需要，由此分化出对两种医学不同的价值取向。文章以梁启超疾病史及其在公共领域发表的社论与私人家书做对比，具体说明了对中医的偏见在社会中的显象与运作。     

探析如何提高初中音乐课堂教学效果

初中音乐教学对学生的思维、性格、爱好和未来艺术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当今社会，教学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各学校纷纷重视学生的音乐教学，并推动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然而，部分学校依旧存在传统的教育观念，对音乐教学尚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因此，各学校应加大教育改革力度，提高教师的教学效率，满足学生全面素质发展的学习需求。本文分析了当今初中音乐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提高音乐教学效果的一些策略和建议。以期为广大教师提供参考。     

乐器类展览陈列叙事研究与实践——以闵行博物馆“中国民族乐器文化展”为例

21世纪,博物馆主题展览的兴起迅速打破传统基本陈列的固有结构,融合时间与空间,采用新兴科技手段和跨媒介、跨文化的技术与视角。陈列叙事作为陈列展览的重要构成和表达方式,借助多媒体和互动化形式为观众提供了接触和了解文物的全新途径与方式。闵行博物馆的"中国民族乐器文化展"围绕中国几千年的民族音乐/乐器发展历程,采用线性—因果叙事、主题—并置叙事和分形叙事的结构表述视角,重点梳理探讨了陈列空间叙事、多媒体/互动叙事和音乐叙事这几种主要叙事形式,力图填补国内乐器展览陈列叙事的研究空白,为后人提供可借鉴的案例。     

从国民革命到医界革命:北伐前后中国医界的“革命”诉求

北伐前后，在国民革命的氛围中，中国医界开始倡导“革命”，中医界有“中医革命团”，西医方面也有“医学革命”之倡。然虽同为“革命”，其具体内涵及意旨却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中医革命不过是延续清季开始的改良之路，欲借激烈的革命意气“重生”；西医却是要革中医的“命”，在他们看来，立于西方科学基础上的现代医学才是可以生存的适者。这样歧异乃至对立的“革命”观其实并不矛盾，医者的不同认知与倡导，正反映着传统的转化以及与现代的碰撞。     

欧美学者的中医人文研究回顾及其对中医海外传播的启示

回顾欧美人文社会科学界对中医药的研究发现，研究者从西方本位视角出发，将中医作为处于异质文化的他者，综合运用以历史学和人类学方法为主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产出了区别于原生态中医的认知结论。其视角有助于在全球文化格局下审视中医，其方法为使用国际通用规则传播中医提供了思路，其结论可视作中医在全球视野下的新形态，有助于更加理性地认识中西方医学交流的事实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