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中亚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政党外交:战略价值、独特优势与路径选择

在中国同中亚国家建交三十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倡议。三十年来，中国同中亚国家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树立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中亚五国成为中国周边“战略伙伴集群”。中国共产党精准把握“时、度、效”,根据不同时期中亚国家政党政治发展、政治转型特点和趋势，积极调整与中亚国家主要政党间关系，在打击“三股势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维护地区稳定与繁荣等问题上凝聚共识，互利共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最本质特征，政党外交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扮演国家间总体外交的“排头兵”角色。在“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历史契机下，中国同中亚国家间的政党外交必将彰显其独特的战略价值和作用，为深化国家间政治互信和全方位互利合作提供全方位指引，推进中国一中亚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第三个"历史决议"与中共党史研究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中共历史上的第三个“历史决议”。这个“历史决议”坚持用发展与辩证的观点看历史，坚持从特定历史条件出发分析问题，尊重历史发展整体性和连贯性，注重分析历史联系，揭示其内在规律。这对于中共党史研究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党史研究者不仅要以“决议”的基本结论为指导思想，更要遵循其分析与总结历史问题的原则与方法。     

困境与超越：扶贫工作的政治学分析

扶贫开发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有着丰富的政治意涵，展示着执政党执政、政府治理的基本过程和价值归属。中国的扶贫工作带有着明显的运动式、项目制、压力型的色彩，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也有着走向无序化、无效化的风险。以现代国家建设和政党建设的基本理念，构筑多中心的贫困治理格局，建立现代化的扶贫开发的制度体系，走向法治化、制度化、民主化、规范化是扶贫开发的治本之策。     

言说内外:1925年“五卅善后案”中的舆论风波

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引发了一系列爱国救亡运动,掀起了一股民族主义浪潮。围绕真凶惩治、案件处理等问题,社会各界争相奔走发声,梁启超、胡适等人也先后在报刊上对此次事件发表意见,后者主张负责调查、理性应对之言,却招致了众多的指摘,被诟病为"亡国之举"。另外,南方政府揭橥了国民革命的大旗,以民众运动为底色,并付诸行动,将这场舆论纷争推向高潮。从"五四"到"五卅"短短数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因势利导下,近代中国大致完成"主义与行动"双重转型,进而形成了国民革命的基础性铺垫。理清这场争论背后的不同声音,进而联系"北伐"前夕社会氛围,得以窥探彼时思想论争与社会趋势。     

中国共产党的新时代宣言

十九大报告是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面对新的历史拐点,展望新的历史前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已有成就和未来建设进行精炼总结、划定历史方位的具有转折性、跃升性、划时代意义的报告.它象征着共产主义理想在中国共产主义者的追索道路上迈上了新的征程,它标示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力量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贡献中散放出新的光芒,它指明了秉承实事求是精神、肩负伟大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新的实践路向.十九大报告以其视野的全局性、思想的完整性、理论的开拓性、实践的导源性构铸了其时代的标志性,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宣言.     

论道德适应的衍化逻辑

道德适应是一种道德流动的过程，其逻辑起点是我们对新的道德环境的需要与价值认同，是他者世界与道德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道德适应的逻辑可能主要是从道德适应的形式之维与实质规定两方面加以展开，道德适应的形式主要细分为道德传播与道德涵化；道德适应的逻辑衍化以融合和分离的状态显现，最终分化为道德认同、道德学习、道德实践、道德内化四个阶段。     

习近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

习近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的生成具有多重逻辑。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内核是其理论渊源；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精髓、以红船精神为源头的革命精神是其文化根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任务的严峻性、解决“三个如何”之问的迫切性是其现实要求。     

教育部与人社部联合发展职业教育策略初探

先进生产力是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这要求职业教育大系统向社会输送更加优质的人力资源。为了使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能更好地适应市场机制的要求,使培养出的人才能更好地满足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需求,提出了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展职业教育的新主张,并建议性研究了相关策略。     

双重城镇化率的演变过程、面临挑战与应对策略

当前衡量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指标有两个：一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二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之间，横隔着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双重城镇化率的存在，源于与资本原始积累相依存的城乡二元体制与要素价格剪刀差。通过该制度的设计，人为地降低工业化、城镇化的成本，以加快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在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背景下，这种城镇化模式还有发展的空间，当农村劳动力供求出现“拐点”，这种城镇化模式就难以为继，客观上要求必须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取代传统的城镇化。用户籍人口城镇化取代常住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的必然趋势。我国对外来人口实行居住证制度，作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过渡性措施，或作为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过渡性措施。但对于外来人口来说，其利益最大化的模式，是既保留农村户籍又持有城镇居住证。这就决定了双重城镇化率将存在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