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玄论战”到“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百年思想的启蒙

百年前中国的仁人志士围绕着民族复兴提出了诸多社会改造方案,其中因直面社会弊端根源而具有现代中国构建意义的是作为1840年以来中国思想交汇点的“科玄论战”。由于“科玄论战”的双方将自我主张与“唯物的历史观”相隔离,这使得“科玄论战”成为了不彻底的思想启蒙。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与发展,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实践主体”与“主体实践”关系的维度明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实践主体”与“主体实践”的明晰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百年思想的启蒙,是“中国道路”的逻辑始点。     

胡适倾向于浪漫思潮吗?——与汪荣祖先生商榷

汪荣祖先生提出,五四时期的胡适不是"基于理性",不是"启蒙",而是"出于激情",充溢着"浪漫情调",倾向于浪漫思潮,这打破了学界对胡适的已有论断。以卢梭为源点的浪漫主义是对崇拜理性的启蒙主义运动的纠偏,其要质在于重振以情感为主体的自然人性,来抗衡历史发展中"工具理性"的偏执。笃信科学,把科学理论化为思想观念,并运用于学术研究的胡适,既已热忱颂赞"工具理性文明",又怎能归于卢梭一类的浪漫主义思潮?根据史实,在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卢梭式的浪漫主义在中国实际上已经有点"过气"的味道了,而把一生尊崇自由主义的胡适纳入浪漫思潮则更显得错乱。     

中苏十年论战的缘起新论

中苏论战源于中苏两党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建设道路的不同理解,主要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出现的一些新变化的认识差异,特别是当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独具特色的新成果之后,中苏两党便按各自的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断,并据此相互指责与批驳。     

卢卡奇“伟大的现实主义”之生成

"伟大的现实主义"是卢卡奇为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批评思想而提出的核心概念。卢卡奇希望以"伟大的现实主义"来诠释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美学观,他认为马克思的现实主义美学观关键在于现实主义的正确和"伟大",这一概念与当时苏联主流文艺思想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一些微妙的区别。卢卡奇用他的"伟大的现实主义"扩展了现实主义的边界,这一概念也成为20世纪现实主义发展史中独树一帜的理论观点。     

邓小平在中苏论战中的地位及贡献

客观地评价了邓小平在中苏论战中所处的历史地位,分析了邓小平在中苏论战中的突出贡献。指出在中苏论战中,邓小平坚决反对前苏联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为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做出了重大贡献,表现了中华民族不信邪、不怕压的大无畏精神。     

哲学是科学的指导还是科学的工具——上世纪八十年代科学与哲学关系的论战

文章考察八十年代中国自然辩证法四大论战之一——科学与哲学关系的论战。论文首先追溯了查汝强与许良英观点分歧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论;接着详细探讨了双方观点分歧和论战始末;最后对论战做了总结和思考,指出论战与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力地推动了思想解放的深入。     

“科玄论战”的百年回眸——从方东美的了结方案切入

方东美以康德哲学作为桥梁,从"一度同分"与"两度异分"的区分入手,将黑格尔哲学作为解剖的"标本",试图了结"科玄论战"。但方东美既没有将康德哲学的桥梁作用贯彻到底,也忽略了黑格尔哲学的思辨神学实质,特别是他借助黑格尔辩证法去打通"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并通过"生命哲学"的建构实现宗教、哲学与科学的统一时,实际上已经消解了"科玄论战"的核心问题。要言之,必须在"科学"与"宗教"之间为"玄学"厘定边界,清理地基,否则"科玄论战"的反思得不到根本的推进。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及其意义

建国初期，为创造一个良好国际环境，新中国制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在此外交方针的指导下，新中国积极寻求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苏联是重中之重。为此毛泽东亲赴苏联，终于在1950年2月14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周恩来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在莫斯科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附件，有效期为30年。该条约在一定程度上为新中国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是对我国重要的国际支持，不但使我国获得了国内建设所需的资金及援助，更使我国在国际上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军，这样就有利于我国放手进行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和平。”虽然该条约及其附件极大的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但是它对中国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经济方面。     

《创化论》的翻译:科学理性与“心”的辩证

一九一八年张东荪的《创化论》翻译,显示梁启超结合子弟兵在人生观论述上跨文化连结的整体性策略。虽然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一九二三年才爆发,早在《创化论》翻译之时,人生观派已经展开奠定理论的基础工作。由于张东荪不熟悉法文,他的翻译主要根据一九一一年的英译本及一九一三年的日译本。《创化论》的写作,是为了解决"认识论"与"生命论"的对立,亦即物质科学(physical sciences)与生命科学(biological sciences)的对立;柏格森认为两者应相辅相成。对柏格森而言,科学的特质是"理性",生命的特质则是consciousness。日人将consciousness译为"意识",但张东荪认为"意识"是佛教语,不可乱用。他译为"心",来自孟子的四端说。柏格森的另一个关键概念是la durée,日人译为"连续",张东荪则认为"连续"意指两个物体的相连接,不合原意,因此自创"绵延"一辞,表达"一物的自延长"。所谓"绵延"是"有机物的记忆"(mémoire organique)之特性,既指身体的记忆,也指"心"的记忆。因此张译的《创化论》凸显了科学理性与"心"的辩证。